到了18世纪初，海外信息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欧洲人的知识储备( 二 )

类似这种思想上的交流和变化是非常难以衡量的，证据也只能是粗线条的。例如，越来越多关于欧洲人在东西方探险和大发现的书籍得到出版；而正源于此，可称之为科学门类之一的东方学在17世纪得以创建；欧洲人发现越来越多的已有的人类学知识（主要是关于非欧民族的）都是错误的。而到了18世纪初，海外信息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欧洲人的知识储备。一些欧洲人笔下的“野蛮民族”不信仰基督教，却过着仁义礼智、田园一般的生活，这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应；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利用欧洲之外的事例证明，人类具有不同的思想，它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上帝赐予的；人们以中国为例，试图说明社会体制并没有一定之规；另外，由于耶稣会学者著书介绍，一些欧洲人得以接触来自中国的文字，其编年史记载历史之长，让欧洲人原本推算的《圣经》中大洪水和人类新开始的日子再也站不住脚；随着中国产品在欧洲越来越容易买到， 18世纪的欧洲，无论在家居、瓷器还是服饰方面，都盛行中国风格、东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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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也学会了用更深层次的视角了解自身的生活方式，他们从此知晓不同的文明是有其各自不同的标准的，当然，比起非欧元素对欧洲艺术和知识界的影响，这一点变化并不那样明显。这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积攒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知识，他们从此也开始了对于自身的审视。
然而，有了比较，就会有烦恼。比如在民族林立的世界上，欧洲人逐渐发现自己没有中国人那般自信，但征服者与殖民者的角色让他们找到了强者的感觉。如今饱受抨击的欧洲中心思想，在1800年的时候虽然还没有人提出来，但可能已经存在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1800年之前的三个世纪，是欧洲人重新认识其在世界上地位的一段时间。此时欧洲人原本若隐若现的优越感已经得到强化，这种优越感起初来自对上帝启示的宗教的自信，以及对欧洲文化的信心与仰慕。
吉本（Gibbon）在回顾了欧洲的古代历史之后，是这样评论的：“在权力制衡的道路上，因个别事件出现的起伏，并不能影响欧洲人整体的幸福，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于我们的行为体系、我们的法律制度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优势，将先进的欧洲与欧洲殖民地及其他地区的人类区别开来。”(2)当时的人们认为， 19世纪之后的历史更加清晰地证明了西方文明具有无可匹敌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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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地理知识到此时已臻完善，墨卡托当初的学说，即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已经不再被人们相信，各个大洲、各个国家相距欧洲远近各不相同，人们便依据这种地理关系为其命名，当时已有表示“西半球”和充满神秘气息的“东方世界”之说。仅在18世纪，不仅世界地图上又多出了大洋洲、白令海峡，库克（Cook）和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又为我们发现了新大陆之外的新大陆——这次是太平洋中的大溪地（Tahiti）、萨摩亚（Samoa）、东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夏威夷，库克甚至到达了南极地区。1788年，几百名罪犯被送到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开始了这一地区的欧洲人海外定居的历史，几年之后，第一头绵羊也出现在这片土地，以后的历史会证明，羊，将与这个新兴的欧洲移民国家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