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丁文江|人类学|李济|张光直|中国

对普通读者来说，李济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在考古学、历史学界，他却是一个泰山北斗式的人物。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先生称李济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这一称呼已为学界公认。
李济(1896-1979)，湖北省钟祥县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
李济从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1926年秋，他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前往山西夏县对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发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的遗址发掘，写下了中国现代考古史的第一页。
1929年初，在丁文江、杨杏佛、李四光的推荐下，李济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聘为考古组主任。当时陈寅恪、赵元任分别为历史组、语言组主任。同年三月，李济接替董作宾领导了殷墟的第二次发掘。此后，李济主持了殷墟考古的历次发掘，获得巨大成功。在人生的后30年里，李济对殷墟发掘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逝于台北。李济的学生、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一生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 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亦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70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方法的基础。”堪称“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的学术涵盖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三个领域。他的主要著作近年在大陆已陆续出版了几种：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最近又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开始》。研究李济的学术思想，这些著作基本上可以作为代表了。192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这部书为用人类学等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范例。主要内容包括对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的测量和分析、一千五百年间的中国人口统计、人口之迁徙、入侵及整合等。
另一部著作《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一部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也是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之最初形式。李济的再一部著作是《中国文明的开始》，最早于1957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他谈到了考古学研究之目的：
“ 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 ”
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中国人及其历史的研究之最核心内容。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说：“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