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中国气派是毛泽东的文学自信( 二 ) 毛泽东|中国|臧克家|气派|新诗|文学|老

文章插图
大家知道，给臧克家写这封信，起因是《诗刊》要一次集中发表15首毛泽东诗词应该说这是《诗刊》的一件大事，新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毛泽东创作生平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地一次亲自审定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此后还有两次分别是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发表词6首，以及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汇总出版的37首作品的《毛主席诗词》)，基本上都堪称是毛诗中的上品。而且这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声望正如日中天，享誉世界；他的诗作影响也口碑日隆，一个大诗人的形象呼之欲出。当此之际，隆重推出这一批诗词意味着什么，将要产生何种影响，毛泽东应该心中有数。它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导向，变为一种风尚。但恰是这一点又似乎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建设方向不甚合拍。正是忧患于此，毛泽东才专门给臧克家写信，特别指出“青年不宜”，预先泼了泼冷水。但在内心深处，正如他亲口对梅白所说，“一万年也打不倒!”这表明了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强大自信，同时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创作水准的清醒定位，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坚定而真实的诗歌理念，也是支撑他一辈子笔耕不辍直至八十高龄还反复修改诗作的文化动力。

文章插图
毛泽东第三次也是最正式地对诗歌公开发表意见是在1958年春天的成都会议期间。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的马拉松会议，前后开了一个月。但自始至终毛泽东心情愉快，多次在会上作长篇讲话，还兴致盎然又别出心裁地给与会中央委员印发了如《蜀道难》(李白)、《咏怀古迹五首》(杜甫)、《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等历史上大诗人写四川的诗，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一次大会讲话中特地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799页)。
回归传统
百年以来，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华士子们也始终没有停止比较、探索与选择，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当然，他说的是大师的标准与风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从张南皮的“中体西用”，到鲁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从王国维的沉湖殉葬，到辜鸿铭、钱穆的终身“卫道”；从林语堂的“中华文化至上论”到陈寅恪、钱钟书皈依传统以至于书写方式都回到竖写、繁体、文言而决不妥协，并且依然达到了学术高峰，这究竟作何解释?与此相近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台湾作家余光中、白先勇，他们在20世纪中叶也曾先后留学英美，也曾迷恋过艾略特和罗伯一格里耶，但当他们回到台湾后，也是一头扎进了传统文化之中，余光中还专门为此撰文，自称是文化上的“回头浪子”，而且他们也都成了台湾文学复兴的领军人物。这些都说明了近现代诸子之的殊途同归--从本土出发，游学多年，在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终的选择是回归传统。

文章插图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开国元戎中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古体诗的爱好者与大作手。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了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很多领导和将领。同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当然，他们都是旧瓶装新酒，以旧体诗反映新时代、新理念、新生活，成了此一道路上的开山与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