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季,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西周大盂鼎。
鼎最初是古代一种烹煮食物的器具,后来逐渐演变成歌功颂德的礼器。在商周时期,国君在举行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后,往往会铸造大鼎,以记录盛况。久而久之,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领大军打到洛水边,周王派王孙满去慰劳大军,楚庄王竟然询问“鼎之大小轻重”。后来,人们便将“问鼎”代指图谋夺取政权。
西周大盂鼎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是国家一级文物,属于顶级国宝,名列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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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的鼎身上有一段铭文,共计291字,记录了周康王册封贵族盂的史实。在铭文中,周康王向盂叙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并赐予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盂制作了两个鼎,即大盂鼎和小盂鼎,来祭祀祖父南公。小盂鼎已佚失,只有大盂鼎还保留至今。
大盂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也给它带来了许多曲折的传奇故事。
一
1849年,大盂鼎出土于陕西省眉县礼村((今陕西省眉县常兴镇杨家村1组)。最初,大盂鼎为岐山县京当乡地主董天有获得。1850年,董天有以一马车银元的价格,将大盂鼎卖给了岐山富豪宋兑成、宋金鉴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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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岐山县令周庚盛听说了这事后,登门拜访宋兑成,以拓几张拓片的名义将大盂鼎借走。然而,周庚盛前脚刚借走大盂鼎,后脚就以几千两银子卖给了西安一家古董商。宋兑成面对县令的巧取豪夺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自认倒霉。
巧的是,宋金鉴在京城找回了大盂鼎。
原来,宋金鉴在1850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宋金鉴供职之余,喜欢到琉璃厂一带转悠。这天他无意之中发现了刚刚从西安运来的大盂鼎,正是自家之物,赶紧掏出3000两银子,将大盂鼎买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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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鉴历任内阁中书、刑部郎中,于1863年病逝,年仅41岁。宋金鉴病逝后,家道中落,家族里还出了一个纨绔子弟宋允寿。宋允寿抽上了大烟,不惜变卖祖上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物。有一年,宋允寿以700两银子的价格,将大盂鼎卖给了父亲的好友袁保恒。
二
袁保恒是晚清名臣漕运总督袁甲三的长子,与宋金鉴是同一年考上进士。他从小就投身军伍,先后做过李鸿章、左宗棠的幕僚。1868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军陕西时,袁保恒奉命到左宗棠大营听候差遣,负责管理西征粮务,并获得了专折奏事之权。
【 国宝|国宝大盂鼎的流传故事:左宗棠将它作为礼物送给救命恩人】袁保恒得到了左宗棠的重用,屡获升迁,在1874年回乡省亲之前已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袁保恒知道左宗棠酷爱文玩,就把大盂鼎转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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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非常清楚大盂鼎的价值,只是由于西北战事紧急,军务缠身,没有余暇来把玩大盂鼎。后来,左宗棠打算将大盂鼎送给救命恩人潘祖荫。
当年,左宗棠曾经担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负责处理湖南军政要务。后来,左宗棠得罪了永州总兵樊燮,被他进京告状,差点人头不保。在这关键时刻,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出手相助,使得左宗棠避免了一场大灾。左宗棠非常感激潘祖荫,在官运亨通后每年都会送1000两银子给潘祖荫。
左宗棠写信给潘祖荫,表达转送大盂鼎之意时,潘祖荫怀疑这是赝品,回信婉拒。左宗棠便与袁保恒商量,准备将大盂鼎留在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可潘祖荫很快又改变了主意,写信给左宗棠希望获得大盂鼎。左宗棠收到信件后,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送到京城,交给潘祖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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