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千古文豪苏东坡的传奇人生（二）：自求外放，宦海沉浮！外放|宦海沉浮|千古|苏轼|文豪|苏东坡

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69年）苏轼兄弟回到京城，苏轼任职判官诰院。此时，北宋出现政治危机，社会矛盾重重，热衷变法的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负责变法革新，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大幕刚刚拉开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苏轼一向忠言直谏，秉持正道，他认为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他极力向皇帝进谏，反对王安石变法。
苏轼屡屡直言上书，反对变法，这样做的结果使他走上了欧阳修、司马光等师友的前路，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以及湖州(今浙江吴兴)担任知州，为官长达八年之久。
而在这八年中，苏轼政绩最为突出的便是在徐州抗洪。
徐州那一年发大水，苏轼率领军民抗洪抢险，几过家门而不入，苏轼以身帅之战胜洪水的壮举受到朝廷的奖谕，也深得徐州人民的敬重。
但就是这样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在接下来前往湖州（今浙江吴兴）的调任时，却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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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苏轼来到湖州（今浙江吴兴）出任知州，就在他刚到任不久，便被朝廷捕获下狱。
原来在他担任地方官几年间，力主变法的王安石已经偃旗息鼓，离开了宰相的职位，司马光也不问朝政，闭门著写《资治通鉴》。
而此时，自幼就立志变法图强的宋神宗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对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一律严惩。
此时，朝中一些小人趁机披着忧君忧国的面具粉墨登场，导演了一场北宋史上有名的冤案——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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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湖州上任后，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写的时候不免加上了一些表达自己情绪的内容“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等。
苏轼在反对改革的阵营中名气最大，为了防止苏轼卷土重来，宋神宗身边这群人便给苏轼定下攻击新法、不学无术、无视朝廷、蛊惑人心、诋毁圣上声誉等几大该杀之罪，苏轼生死命悬一线。
此时，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后在大家努力下，苏轼得到从轻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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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牢房之后，经历了死生之劫的诗人满怀感慨却，一首诗中写道：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从文字中隐约可见苏轼对官场已经心生厌倦，而颇有归隐之意。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梅花二首其一》
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到达黄州贬所之后，官职低微，已无实权。
他寓居定惠院，随僧蔬食，空厄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生活十分困顿。历经乌台诗案的波折之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希望能够得到心灵的真正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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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了一卒岁也。
与此同时，他也将目光转向了宗教，在老庄与佛禅中寻求解脱，对于物质上的窘困，诗人已经毫不在意。
在这样的心态下，这一年七月的一天，一次与朋友一起游历黄州赤壁时，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回顾自己的半生坎坷，诗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文思泉涌，也成就了那首后来流芳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