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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之为夏都，这还可以从多个角度的资料来进行辅助说明。（一）从地理空间角度看笔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一文中已经指出，所谓的伊洛竭是由岷山地震引起山陵崩陷形成堰塞而阻断水流所致。及堰塞崩决而后，洪水出现，于是始有大禹治水之事。从地理空间来看，三星堆地区发生这类自然灾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头一带要大得多。并且，把大禹治水事件放在岷江流域来进行解释，也更加具有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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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的展开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但古代族群常存在迁移的情况，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若能捕捉包含在地名中的民族、历史、语言、地理信息，即能为研究结论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下面，我们就此略作阐述。1、帝杼迁老丘：“成都”名称之由来三星堆文明毁灭后，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兴起。金沙文化具有鲜明的继承三星堆的特征，这一点为从事三星堆研究者所熟知。笔者在《金沙文明解码》中提到：金沙文明崛起的这一历史事件，在《竹书纪年》中被称为“夏启杀益”，在《左传》中被称为“后杼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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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记载，帝杼曾以老丘为都。准此，则老丘必当指古代成都。那么，老丘一名和成都的名称会有关系吗？从考古材料来看，汉字的“成都”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而其更早的名称则为单称“成”。1985年，沈仲常与黄家祥二位学者联名在《四川文物》发表《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来》，从先秦时期漆器铭文的演变顺序“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等对此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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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说，帝杼之都”老丘“一名用彝语支语言来读即lo33 zi21，意为“城市”。在古代汉语文献中，“成”与“城”通用存在大量的例子，如《左传》文公十一年“齐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吕氏春秋·勿躬》、《鲁世家》等并作“城父”。又比如《论语·颜渊》中的“棘子成曰”，刘宝楠正义：“皇本‘成’作‘城’。”因此，考虑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我们有理由推断，古蜀人用汉语里表示城市义的”成“字来记录自己的居地，其实对应的就是“lo33 zi21”这个词。2、彝族始源地洛尼山之谜彝族典籍《洪水泛滥》、《洪水与笃米》、《西南彝志》等记载，彝族各支系的共同祖先阿普笃慕在洪水时期避居洛尼山。洛尼山，一般认为就在今云南东北的昭通境内。《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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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曰“罗邑”；又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这里的朱明，即笃慕，意为君长。“罗邑”一词，有的学者也译作洛邑、洛宜、洛尼等，其原语即lo33 zi21。在《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下一）》中，我们已经指出，形成当今彝族的重要源头——昆明人与三星堆古族有密切关系，而彝族支系均以洛尼山为祖源地，这就说明《大定府志》的“罗邑”一词与广汉古称“雒城”和成都古称“成”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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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昭通地区古称“朱提”，这与《华阳国志》记载的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的记载暗合。此外，昭通地区及其周边还出产一种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殊铜矿。据金正耀教授研究，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汉中成洋地区以及殷墟的早期青铜器都有大量使用这种特殊矿。这些材料无疑都是值得先秦史、民族史研究者重视的。3、蜀王南迁与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秦灭蜀后，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了越南历史上的蜀朝，文献称其王为安阳王蜀泮。《水经注》卷37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又越南历史学家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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