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学|倪元璐的书学之路( 二 ) 苏轼|书法|倪元璐|徐渭|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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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倪元璐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人格操守固然重要。崇祯皇帝登基后，阎党乱政，朝廷内党争加剧，政治恶斗与思亲心切，让倪元璐产生了告老还乡的念头。崇祯五年，元璐四次奏疏乞归回乡，未获允许。曾说；“吾平生不热爱官，不喜居要人牢笼之内。”在儒家礼法规范下争取性情的自由，保持行为和精神的张力，这是倪元璐作为一个典型的士大夫既恪守名节又一意孤行的独特人格风范所在。崇祯九年，离开京城返回绍兴老家，在城南之罗纹修筑新宅，开始了自己的翰墨生活。他乘自制的“倪家船”纵游湖山，寻幽探胜。七载的休闲光阴，元璐著书立作。安静闲适的自然环境使他投注于艺术创作，在这个阶段，他的书法艺术达到成熟状态。与黄道周、王铎鼎足而立，成为明末书风的代表。倪元璐书法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大胆利用渴笔，这是自寻其难的学书之路。笔既渴便不容易流利，书写速度也自然受阻，而元璐的渴笔多为草书，草书的长处和难度均来自书写的速度。而倪元璐作草书而不用浓墨，这就增加了运笔过程中的矛盾。倪元璐在一字之内利用焦枯之墨的疾速运动来达到“变”的效果。焦墨作草难于流畅，本来是大忌，而倪元璐却于绝处求生发，变死法为活法，终于自成一家，“于无佛处称尊”。而后世若程邃、林散之则都吸收了倪元璐的创法而自成风格。《卜居诗轴》为倪元璐退隐山阴之生活写照。此幅兴酣意足，诗墨映发，连带轻盈，堪为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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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四年以后，天灾人祸与内忧外患加剧了明王朝覆亡的脚步。1642年，朝廷再次起用倪元璐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他以母亲年迈具疏辞谢。1643年，清兵大举入侵北京，倪元璐誓师率领三百骑兵入京勤王，崇祯帝临危授命，然而倪元璐一介文臣，财政军事并非所长，实在无法力挽狂澜。此时，如果说倪元璐40岁前后是其成熟期，以后十年是其书法成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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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寰灜尺牍》两件可以看到倪元璐小行草的不同风貌。第一札应该写在北上赴难时，形势艰危，有英雄气在。此札流动自然，点画精微见趣。倪元璐的书法具有鲜明的个性，但综其一生，他对书法的投入远不如科举、政事、文章和诗歌。他视书法为余事，在他的著述中见不到任何论书法的文章，他的作品更不署年月，在他看来，书法纯为清娱，他并没有以书法传世之想。通过倪元璐的书学之路，我们可以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晚明书法文化的发展态势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参考文献：[1]《中国书法史.元明卷》黄惇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9[2]《中国书法家全集.倪元璐》李廷华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12[3]《书艺珍品赏析.第八辑.书法名家.明代.清代.倪元璐》洪文庆著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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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
【来源：中国书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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