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1861年，一个人将自己对时代的深刻认知藏了起来 1861年|书稿|曾国藩|认知

文丨言九林
1861年，坐镇安庆的曾国藩，收到了一部自上海寄来的书稿。
寄书者名叫冯桂芬，江苏吴县人。生于1809年，1840年科考一甲二名进士，也就是俗谓的“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后返乡办理团练。冯比曾大两岁，早年做京官时，二人似已相识。
在随书稿一同寄来的书信中，冯桂芬说，他很感谢曾国藩的美意，想要招揽自己进入幕府。但自己无法启程，因为身体衰弱“疡生于项”，一直缠绵病榻。等病好了，定会乘坐“飞轮”前去拜谒。奉上的这部《校邠庐抗议》初稿，是自己养病期间整理幸存旧作编辑而成，如果曾国藩读了之后“不以为巨谬”，觉得这书多少有些价值，“敢乞赐之弁言”，很希望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如此，自己也算是“托青云而显”，会感到非常地荣幸。
曾国藩读了书稿后，在日记中写道：该书可算“名儒之论”，但“多难见之施行”。他赞同书中的许多主张，但又觉得，大多数主张在现实中不具备可行性。
所以，他没有给冯桂芬的书稿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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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像）
又过了两年有余。1864年，湘军攻入天京(南京)，曾国藩终于给冯桂芬写了一封回信。其中说：辛酉年(1861)收到你寄来的书稿和信件，我读了书稿，感觉非常好，里面的内容“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可以说是一本忧虑时局、究极世变的好书。但“顾如国藩之陋，奚足弁言简端”?——我曾国藩学识浅陋，实在是不配为这本书做序。好几次提笔想要写序，最后又都放下没能写成，所以一直拖到今天也没给你回复。我对这本书的心态，也从一开始的“矜慎”，变成了“内疚”。曾国藩还说：自从书稿寄存在自己这里，“传抄日广，京师及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自己虽不能为冯桂芬的大作写序，但天下之大，必有贤哲可以体察到冯的良苦用心，“尊论必为世所取法”，书中的思想与意见一定会得到世人的认同。
稍后，冯桂芬应邀前往南京与曾国藩相见。二人相谈甚欢，曾国藩将书稿还给了冯，且断言日后东南之事“不出君一书”，东南沿海的那些新问题，都可以在冯的著作中寻到解决办法。但，即便激赏到了这般程度，曾国藩仍然没有答应给书稿写序。
因为他很担忧书中的内容，会给自己引来麻烦。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门生。受林的影响，冯在治学上重视“经世”，很关注现实问题。《校邠庐抗议》成稿于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亡热河之际;冯当时也因太平军攻陷了苏州而避难于上海租界。所以，书的主旨不单单是愤慨于“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是想要为摆脱这种困境提供改革的路径。
那时节，思想圈流行的前沿理念，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引入洋人的坚船利炮及其制作方法(《海国图志》成书比《校邠庐抗议》早了五年)。但冯桂芬却见到了器械和技术之外，更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人才选拔不如人，是科举制度有问题;经济发展不如人，是政策路线有问题;君民关系不如人，是清帝国的权力架构有问题(冯的主张是扩张乡绅的政治权力，这显然与清廷自康雍乾时代即坚持的打压乡绅政策背道而驰);名实相符不如人，则是清帝国的风俗文化与道德水准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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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庐抗议》封面）
这种比魏源走得更远的见识，让冯桂芬颇为自得，也让他颇为不安。这种不安，见于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校邠庐抗议》稿本中，所留存的许多冯自己做的删改和批注(稿本由他人缮录)。比如，稿本里原有这样一段称赞“夷狄”的文字：
“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匦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骎骎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