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在1951年,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撰写出他《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经济落后》的开拓性文章。其中,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个后进国家来说,从事工业化并且仿效其先行者需要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后来跟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需要些什么呢?格申克龙借助比喻回答说:需要的是跳越分开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的知识和实践的鸿沟。格申克龙没有试图发问为什么一个国家就应该想要跳越这道鸿沟。其优点是很明显的。更确切地说,他把这种鸿沟本身视为一种刺激,一种对努力的吸引——就像一种具有潜势的火花隙,当它足够大的时候,电就以火花的形式跨越过去(这是我的比喻,但它并非没有道理。格申克龙明确地谈及“潜势”同实势之间的“张力”)。
所以,在格申克龙的模式中,滞后是合算的。不是在跳越之前,而是在跳越之后(他没花力气来估算工业化之前相对贫困的代价,但他不必这么做。代价是高昂的)。鸿沟越宽,对于那些跨越它的国家来说收益就越大。为什么呢?因为有多得多的东西供学习——包括应避免的错误。结果,后进的国家比它们的先行者成长得更迅速。它们的成长都具有格申克龙所谓“迸发”的特征,即一个时期(或多个时期)的超常增长率。
格申克龙说,滞后的成长还趋向于以“最现代、最高效的技术为基础”,因为这种技术效益最高,而且只有掌握了它才能同更先进的国家竞争。这种技术均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似乎对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来说并不合乎情理。格申克龙承认这一点自相矛盾,但他对这个问题用劳动大军的素质加以解释。那很好,他说,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事实上很稀罕,比起更富有、更先进的国家尤为稀罕。所以,用资金代替劳力就合算了。
对于格申克龙来说,这只是全部事情的一半。事情的另一半则关系到“怎么样”:落后的国家缺乏资金和优秀的劳力,怎样成功地创建现代的、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呢?而且(虽然格申克龙很少涉及事情的这一方面),它们怎样才能获得知识和技术?最后,它怎样才能克服工业企业所遇到的社会性、文化性和体制性的障碍呢?它们怎样创设合适的安排和机制呢?它们怎样应变呢?
【 把滞后造就成美德|《国富国穷》| 格申克龙】在他探索落后的条件和约束时,格申克龙特别强调了资金的筹集。他区分为三等:(1)一个国家具有大量的私人财富以及资金雄厚的商业银行,能够用家庭资金、小额贷款以及利润再投资等形式为企业提供资金;(2)一个较为贫困的国家,具有数量较少、规模较小的私人财富,但如果能够开办(投资)银行来筹集这些分散的资金,则足以为工业融资;(3)一个更为贫困的国家,其私人财富不足,而只有国家靠资助投资银行或者靠直接补贴才能完成这项任务。英国显然属于第一类。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属于第二类。美国、比利时、瑞士和法国则介乎两者之间。俄罗斯属于第三等。
格申克龙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严重地依赖于先前一代人的学术成就并且拒绝应用复杂的历史安排来适应规整的先验模式。所有新的系列的数字估算都要求在展望中加以调整。即使如此,格申克龙却一直继续影响着发展问题的研究工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中心论点:后来者需要做出特殊的安排来补偿自己的落后以及其他方面的变革,而且只要有才智和意志,它们能够找到这样做的办法。(本文节选自《国富国穷》)
文章插图
《国富国穷》
ISBN:978-7-5011-9037-9
新华出版社 2018年10月
定价:6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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