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在新诗艺术探索中激活优秀的传统艺术探索|诗歌|文体|激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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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一百余年的艰辛历程。在发展过程中，诗人们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独特、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但是，相比于数千年的诗歌历史，新诗的出现毕竟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自然还需要不断积累、反思和提升。有效路径之一，就是重新打量传统，在优秀的诗歌传统中寻找文化与精神根脉，并将其融合到新诗艺术的探索中。
为什么要特别谈到中国诗歌传统呢？主要是因为新诗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诞生的，在起步阶段，它和传统有着近乎天然的隔绝。
新诗从其诞生开始，就试图和传统诗歌、传统文化保持距离，甚至割断和传统的关联。新诗是在反叛传统、打破传统的过程中诞生的。“反”与“破”是新诗在艺术探索中体现出来的明显个性。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了倡导新文化，尤其是引进外国文化，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他们的不少文章中都试图对传统给予彻底否定。在陈独秀看来，西洋文明与“旧有之礼数”是水火不容的：“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文字之间透露出的决绝之感，在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中是一种很普遍的情绪。
落实到文化、文学、诗歌领域，他们也持有几乎同样的看法。钱玄同、傅斯年等人都认为中国的文化、书籍甚至文字都是“野蛮”的，应该否定。现代文化、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传统文化、文学的决裂中获得生长的理由的。为了强调白话和白话文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张扬民主、科学、自由等主张，胡适还提出“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对诗歌传统的抛弃，特别是把“诗”与“文”对等起来，这在文体上是一种不切合艺术规律的观念。五四新诗是在“诗体大解放”的追求中出现的，这种“解放”是针对传统诗歌的，相当于是对传统诗歌的“反叛”和“破坏”。但是，问题在于，当时的倡导者、实验者并没有考虑“解放”之后的诗歌究竟应该怎样发展，只注重“破”而忽略了“立”。这就使新诗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相对公认的艺术标准，甚至以“文”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导致新诗艺术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茫然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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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少诗人、学者明白新诗诞生时期的一些策略及其导致的后果。1931年，梁实秋在回忆五四白话诗运动时说：“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一方面，而未曾注意到诗的艺术和原理一方面。一般写诗的人以打破旧诗的范围为唯一职志，提起笔来固然无拘无束，但是什么标准都没有了，结果是散漫无纪。”现在想想，当时的这种状况和后来的诗坛格局存在诸多相似，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诗歌艺术的“根基”“标准”问题。
在新诗发展中，很多后来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新诗诞生时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校正，比如新月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归来的歌”、“朦胧诗”等，都在诗歌文体的探索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是，更多的诗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草创期诗人以“反”与“破”为中心的文化、学术策略和心路历程，也没有研究、总结、承续后来一些探索者在“立”的方面所取得成绩，给新诗文体的建构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新诗在后来的艺术探索中缺乏根基，忘记了边界，失去了标准，无论是哪种写法，只要写作者自己命名为“诗”，它就是诗了。我们不否定诗歌探索应该多元化，但是如果新诗全是没有文体规则的探索，诗歌文体没有自身的边界和限制，那么诗歌这种文体将在发展中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挑战。
事实上，在新诗发展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尤其是随着网络、自媒体等传播方式的普及，新诗中的散文化、口水化、同质化、低俗化、庸俗化、精神矮化等情形随处可见。诗歌写作失去了难度，谁都可以写诗，而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作为精神风向标的诗歌，已经难以担当这份神圣的使命。面对这种状况，再加上文化、娱乐方式的多元化，诗歌在读者心目中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