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世|阳世奸雄,忍心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


 阳世|阳世奸雄,忍心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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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有学者提出:佛教讲“因果”,道教是吸收了佛教的这一教义后才形成的“报应”学说。其实不然,这说明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对“承、负”思想及“善、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缺少研读和探究。
华夏文化历史悠久,人们对上天的敬畏及尊天法祖、宗祀仪礼、鬼神信仰可直溯至我国的远古时期。如《尚书·尧典》说:
“肆类于上帝(上帝,指殷商及其之前指天神),禋于六宗(泛指各姓祖先),偏于群神。”
意指信仰诸神胜过祭祀自己的祖先。亦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均证明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历史现象。
另外在《史记·封禅书》中也说:
“自禹(指上古之时,五帝当中的大禹)兴而修社祀(指集体参加的祭祀大礼),郊社所从来尚矣(指这一礼仪从起始就盛行不已)”。
阳世|阳世奸雄,忍心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书中还指出:
汉初,“拥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诸布……诸逑之属,百有余庙”。
通过以上足以说明,在‘道’文化及其神仙谱系中,于西汉之前就有了诸多的天神、地祗以及宫观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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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所讲的“善、恶”观念及“报、应”教义,源于殷时的“天人合一”思想。当时的人们就相信天神的意志是不可违的,它既能降福于人,也能降祸于人。只有做到尊天敬祖、行仁尽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才能得到神灵的眷佑。
春秋之时的《道德经》中也明确指出:“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所做的事情,符合“道”,就会有“好”的回报。相反,所行的不符合“道”,就一定会得到“不好”的回报。这个“善、恶”之报,就同如影随形一样。
因为“天道”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亲疏远近的,完全是由本人所作、所感而至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这一种报应是甚速的,而且是丝毫不爽的。“其事好还”(第三十章)。
到了西汉时期,著名儒学家董仲舒又结合“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合一”思想,创造了“天人感应”学说。
天人感应,就是说天地和人以及万物都是相感相通的,相信人的所为能和天神相感、相应,并认为吉凶祸福及至历史更替皆有定数。这一种感应,就像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
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所讲的“奉天法道”、“顺应阴阳”以及长寿广嗣、治病养生、灾异祥瑞、善恶报应等“承负”思想,就是以此说明“善恶”和“报应”这一传统教义的阐释和发微。如说:
“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失之而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令后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
意思是,前人的过失由后人无辜来承受过责。亦即父债子还,先人惹祸,后人遭殃。如果想要健康、长寿和幸福,该经就此指出:“欲得长寿者,本当保知自爱自好自亲,以此自养,乃可无凶害也”。
关于《感应篇》中的教义思想,在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著述中,多有论及且立意高远。如《抱朴子》中说:
“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立善积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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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感应篇》,是让人们安贫乐道,知足抱朴,免生是非和忿争。认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以此提出“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信条。要求人们,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为人处世,要贵有“平常心、慈悲心”。要广行善举,勿以善小无益而不为,也勿以恶小无损而为之。明晓“小善不积,无以成大德;小恶不止,终将成大错”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