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官场上改年龄 宋朝之后就不是个事儿了 真正的“历史悠久”

李大嘴 大嘴读史《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这个故事节选自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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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道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原来,范进这个老实家伙,居然还有改年龄的小伎俩,而且还肆无忌惮地把自己改小了足足两轮,学籍卡上填的是30岁,实际年龄54岁。吴敬梓是清朝人,他笔下的范进是明朝人。在明朝背景下,考生面对考官,坦承自己改年龄,这说明,这种事情早就是常态,是潜规则,司空见惯,没啥了不起的了。据南宋洪迈的《容斋四笔》记载,“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藉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所谓“实年”,也就是实际年龄;所谓“官年”,也就是档案年龄。在中国历史上,虚改年龄可谓历史悠久,明朝有,宋朝有,再往前还有。据《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者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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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长得人高马大,被怀疑是不是改小了年龄,司马朗振振有词,改年龄这等事情,我是不屑于去干的,发育早也不是我的错。司马朗是不是更改了年龄,无法确定,但从主考官的表现来看,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改年龄这档子事,一般都和选拔干部有关,所以和科举的联系很紧密。可以说,所谓“官年”、“实年”的不同,在隋唐就开始多起来,到了宋朝,已经比较普遍,而到了明清,呈现出泛滥的趋势。著名诗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杨万里,在他的《诚斋集》里有一篇《陈乞引年致仕奏状》。杨万里在他这篇退休申请报告里,写道“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已及七十。”反正也要退休了,坦白了自己虚报年龄。杨万里显然比范进老实多了,才改小了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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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年龄已经蔚然成灾了。这种改年龄的泛滥,让皇帝也无可奈何。雍正皇帝在《雍正上谕内阁》中感叹说:“朕览文武官员履历,开载年岁,任意增减,多有不实,外省文武年岁不实者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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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进入官场的最主要方式,但每次科举的名额并不多,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不过分,屡败屡战的大有人在,于是出现了很多老举人、老进士、老状元。与科举制度配套的是从政的年龄限制,从周代到清朝,法定退休年龄大多是70岁,也有60岁的。试想,如果五十岁金榜题名,经过见习期、候补期,官途刚刚展开,马上就到退休的年纪了。范进五十四岁中举,就算马上有官位,最多也就是不入流的小官,能在偏远地区当个县长算是顶天了,可是,一个年近六十的县处级,还能有多大发展空间呢?如果把自己改小几岁,且不说有机会在更高的位置上退休,至少也可以多掌几年实权,多领几年工资。所以,改小年龄装嫩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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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科举制度兴起的,是唐宋时期开始的“榜下抢亲”。高官巨贾先是通过各种渠道掌握考生信息,目标主要放在未婚的考生身上,一旦有人金榜题名,派出人手一拥而上,把正在看榜的考生抓起来,半强迫地把闺女嫁给他,霸王硬上弓。这时候,年龄小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有的时候比较混乱,根本没办法“按图索骥”,就直接看颜值,看长相,来判断年龄。范进这样的老家伙,就没有机会了。大家都改小年龄,也能够习以为常,但是,也有需要真实年龄的情况,这时候,有些人又开始“自曝其短”。这类情况最常见的就是退休时,比如杨万里。有的时候,精力不济,再进步的希望也不大,希望回家养老,却因为“官年”还不到,所以只好向皇帝承认自己是改过年龄的,其实已经多少多少岁,您就放我一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