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揭开中国武侠文化的本质：一个非主流的群体、被妖魔化的价值本质|群体|妖魔化|文化|武侠|中年

中国武侠文化的本质：一个非主流的群体、被妖魔化的价值宝马轻裘、仗剑天涯……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曾经有一个武侠梦。然而侠客与江湖，你仅仅将之当作一个梦也就够了。因为事实上，非主流、妖魔化的侠客文化可以说是社会文明进步最大的精神障碍。中国的侠客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最早具备侠客特征的，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墨家。这群“非主流”人士，身负各种绝技、秘术、异能，以近乎苛刻地姿态行苦行道，实践着“兼爱”的理想。中国侠客文化的总基调，其实就在墨家这里被确立了。首先就是“兼爱”，心怀天下苍生，眼中有疾苦，胸中有正义。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侠客被分出了层次，最低层次的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最高层次的则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这种诠释并非首创，完全是对传统的侠客文化，特别是墨家思想的形象化。仁爱与正义，这是侠客的基本特征。为寻仇、泄愤而使用暴力的，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取人性命，为成就个人的江湖地位，或者实现某种利益的，尽管对方是某种意义上的“坏人”或者有一万个该死的理由，但不能算是侠义行为，只能算作是勇士、杀手、暴徒，私仇、私愤、私利、私名，从来不是侠义道所认可的，利他和公理、公义，始终是侠义的坐标。替人保镖、看家护院虽说也保护了他人利益，但本心是出于获得报酬，也难归于侠客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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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侠客的能力特征。墨家的“侠客”其实是一群各有特长的人才聚合，他们有擅长统筹谋划的，有擅长科学研究的，有擅长工艺制作的，也有擅长医药的……当然，有相当多的是有搏击能力，擅长打斗、击杀。到了后世，人们逐渐将侠客的能力特征聚集到了搏击方面，创造了出了许多身负绝世武功的侠客形象。也就是说，因为对武力值的凸显和强调，侠客的已经从最底层人群各种人才的集合中出“独立”了出来，另起炉灶、开宗立派，成为武士才有可能专属的名号。即便后世有所谓的“文侠”“医侠”“盗侠”的称谓，但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侠客，而是做派、品格近似侠客，并带有某种潜在的攻击性的人而已。侠客文化这种由宽泛逐渐狭隘化的过程，也符合社会进步必然伴随职业分工进一步精细化的客观规律。最后一个特征，侠客从古以来都是“非主流”的。受武侠小说、武侠影视作品的影响，人们心目中的侠客总有一些鹤立鸡群的装扮、个性鲜明的“招牌动作”、迥乎世俗的行事风格，绝大多数的侠客，总会“像暗夜中的萤火虫”，总是那么鲜明和出众。但外表的“非主流”不是重点。传统社会的主流框架，从统治阶级来说，是帝王将相、军队、官吏、地主，从被统治阶级来说，是士、农、工、商，无论从阶级划分和阶层归类上，侠客都没有容身之地，或者说都无法成为一个独立、合法的群体。不论是文学作品里的虚拟侠客，还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侠客，他们都基本依附于主流阶层的某一个身份而存在，侠客这个身份不过是个兼职，且只能是个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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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独立、职业的侠客呢？《七侠五义》里的陷空岛五鼠，其实就是会武功的小地主；北侠欧阳春，其实就是贩马商业帮会的头目和保护伞。将侠客写得最接近真实的，恐怕就是平江不肖生的《侠义英雄传》。而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作家，在塑造侠客形象的时候，似乎在有意回避侠客的生活保障问题，塑造出了一批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侠客形象。但侠客归根结底也是人，是人就需要衣食住行来滋养身体。虽说近现代武侠作品在逃避生存保障问题，但难免也会露出一些冒着烟火气的蛛丝马迹。金庸在作品中多次重申郭靖镇守襄阳城，身体力行践行“侠之大者”的风范，但事实上郭靖不过是襄阳守军中的一个助手，他必须依赖军饷或者百姓的馈赠才能养活自己和一大家子人。“五绝”之中，东邪黄药师其实就是占据桃花岛这块土地的地主，南僧有皇家寺院的稳定供养，北丐洪七公是帮派首脑，即便退休也不可能少了待遇，西毒欧阳锋是有白驼山庄为家底的庄园主（武侠小说里所有的庄主其实都是地主），中神通则有终南山全真教的强力后援。杨过似乎无土地、产业、家底，但杨过结交了很多江湖小帮派，借着武功高强、声名远播，在这些小喽啰这里打打秋风是完全可以的。而那个近乎海外仙山、空中楼阁的侠客岛，养活着很多“员工”“赏善罚恶，替天行道”，又邀约了许多潜力型武林人士参悟武功，过的是极度奢华、精致的上等生活，经济来源是什么？无非就是靠着“罚恶”，顺手牵羊地将江湖黑恶团伙的不义之财据为己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