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以后围绕《三国演义》出现各种译本,其中《新译演义三国志》(至诚堂1912年)比较有名。这部书被认为是毛宗岗本的初次完整译本。据说这部书也被少年的吉川英治爱不释手,后来对于吉川英治的《三国志》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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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有关《三国演义》的日文译本更是层出不穷,至少有6位译者出版过16种版本的《三国演义》译本。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日益频繁和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日本又一次掀起了介绍、学习、研究《三国志》《三国演义》的热潮,出版了一批《三国志》《三国演义》的新译本。另一方面,随着《三国志》、《三国演义》流传范围和形式的不断扩大,由日本人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作品也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吉川的小说《三国志》给日本人认识三国故事的影响巨大,成为后来许多传播形式和作品的另一个源泉。许多人认为吉川的这部小说《三国志》并不是以《三国演义》原著为蓝本而撰写,而是以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为基础创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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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三国志》与原著《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带有吉川式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小说家吉川英治将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参考日译本《通俗三国志》改编为日本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于1939年开始在《中外商业新报》上连载,大受欢迎,成为畅销小说。吉川英治将故事情节进行了调整、改编,颇具东瀛色彩。原《三国演义》本是一部以英雄争天下为主题的小说,多为战术、谋略等军事政治方面的较量,而在吉川英治笔下,却多了男女恋情、忠孝两全等情节,在恢弘壮观的战争场景下多了几分充满人情的瑰丽柔和,人物形象显得更加血肉丰满。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着眼于魏蜀吴三国的兴亡更替、讲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局观,推崇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念。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则抛开了是否振兴汉室的历史责任,更着重于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物形象的刻画,以英雄人物的个人性格、命运发展等展开丰富的故事情节,从日本民众的接收角度出发,重新书写了三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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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英治按照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在心理描写、景物描写上挥洒笔墨,添加了刘备与白芙蓉的恋爱细节、刘备对母亲的孝行、吕布与貂蝉的感情纠葛等。对刘备、曹操的描写也更为人性化,曹操的形象在吉川英治笔下少了“奸雄”的特点,而是更趋向于具有诗人气质的英雄;关羽则多了文人夫子的儒雅;张飞也并非一味鲁莽,而是多有替刘备分忧的兄弟义气。吉川英治删减了刘安弑妻、刘备怒摔阿斗的情节,对孔明的智慧增加了合理科学的描述。小说中有大量的对白和心理、景物描写,多方面烘托了人物形象。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可以说是现代日本三国故事题材作品之滥觞。他的改写使三国故事增加了趣味性和传奇性,强调个人命运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为后来改编为漫画、动漫、电影、电视剧、歌舞伎等形式提供了土壤和基础。除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以外,还有其他有关三国的小说不断出现,这些作品,各有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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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日本国内又出现了诸如《新释三国志》《超三国志》《破三国志》等众多对《三国演义》进行再创作的作品,“三国热”在日本文艺界经久不衰,创作出多样的本土化之后的三国故事,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三国,从而推动了《三国演义》的大众传播,形成了日本特殊的三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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