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司马光：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宋神宗|王安石|圆木|司马光|《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他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主持编写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成书294卷，历时19年完成，贯通古今。官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被世人推崇备至，“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司马光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可以说与其多年的读书治学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章插图
司马光铜像
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司马光知识渊博，学问精深。《宋史·司马光传》中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说他少年老成，7岁时就能懂得《左氏春秋》的大道理，拥有很强的学习理解能力。其实，小时候的司马光对自己的智力并没有什么自信，常常担心自己的记忆力不如别人。朱熹在编辑的《三朝名臣言行录》中就记载：“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司马光在和众兄弟们一起读书时，等到其他人都能够背熟古文去玩耍了，唯独只有他还在继续背诵，一直要到能够背过为止。
司马光曾言：“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司马光对其读书心路历程的自述，道尽了他读书背后鲜为人知的辛酸。司马光为了克服偷懒嗜睡的惰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他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套卧具：一张坚硬的木板床和一个圆木枕头。用圆木当枕头，在木板床上，只要睡觉的时候，头稍微一动，圆木就会滚落开来，头就会直接触及木板床，这样人也就会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起床继续读书。司马光对这种“惊醒”方式非常满意，特地给圆木枕头起了个名字，叫做“警枕”，久而久之，有了自创的“警枕”读书法的加持，司马光也养成了“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刻苦读书的习惯。

文章插图
山西夏县司马温公祠 · 涑水书院
删削冗长，举撮机要
司马光治学的重点是史学，他自言对史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独宠王安石，全力支持他变法，对于反对变法的人加以排斥，尤其是司马光的同僚兼好友范镇因直言上书王安石的变法之策是“残民之术”而被罢官后，司马光自感“了却君王天下事”“解君之忧”无望，便自请外放，出任地方官。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批准他到西京洛阳御史台工作，实则要他安心赋闲，不问政事。就这样，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一住就是15年，在洛阳期间，司马光奉诏收集编写历代君臣的事迹。在此基础上，他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稽古录》等多卷本史书，很好地展现了司马光的著书方法和治学风格。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记载了编著该书的初衷：“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上起战国，不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以来，史书文字太多，普通读书人都不能读尽；何况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更没有空闲时间去看。他希望能从文字众多的史料中取其精华，编成一书，务为可用，于军国政事有益。
除了《资治通鉴》以外，司马光又编集了《稽古录》，该书包括《稽古录》《历年图》《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3个部分，共计20卷，记录了从远古时代到宋英宗时期历朝历代的大事件，所附加评论，都是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剖析。后人都对此书评价很高，像朱熹就直言“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清代《四库全书》评论道：“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后人将《稽古录》称之为《资治通鉴》的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