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韩琦 | 康熙帝对“礼仪之争”冲突的反应( 五 ) 宗教信仰|诸子百家

在南京发生的拒绝领票事件之后，康熙先在杭州，又在回程途中的扬州接见了那些愿意领票的传教士，直郡王为此发了敕文，《钦命传教约述》这样写道：
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钦颁勅文，备载履历，杭州传教修士艾斯玎、宁波郭中传、绍兴龚当信，四月初四日叩觐于杭州行宫。二十六日，各省传教修士共二十二位同在扬州行宫陛见，俱蒙恩赐筵宴，并赐纱缎，钦颁勅文，永在中国各省行教，不必再回西洋。且谕云：“领勅之后，尔等与人犹如一家人了。”其勅文俱命直郡王亲手授付。臣玎等伏聆圣谕，柔惠远人，尊崇天主，陶淑万民，至矣尽矣。
在北上回京途中，上述未领到票的临清州的方济各会士于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707.6.12）也接受了直郡王颁给的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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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颁给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康和子的票
康熙南巡其实是观察当时政治和权力运作的绝佳契机。我们看到在第六次南巡中，伴驾的皇长子直郡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与传教士面对面地接触，颁票与否都由他定夺。当然直郡王之所以敢如此严厉对待传教士，肯定不敢自作主张，必定得到了皇帝的默许，有着康熙的幕后支持。有清一代以康熙朝的皇位继承最为惊心动魄，但也从某个方面表明康熙的诸皇子都颇有才能，没有哪一位能占有绝对优势。康熙帝在培养教育皇子方面尽心尽力，幼年时对他们严格要求，成年后让他们各有所司，将皇子推到了重要位置，构成了皇家统治的重要一环。从南巡中放手让直郡王负责外交事务即可见一斑。
同时我们看到一般只负责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在南巡中扮演的角色也十分令人瞩目，其官员负责皇帝与传教士的沟通，俨然成为当时的涉外机构。这些官员如赫世亨、赵昌、王道化、张常住、李国屏等人，都是天子近臣，他们不仅询问不同的传教士和教徒，而且掌握多罗和传教士的一言一行，并随时上报皇帝，为康熙处理礼仪之争提供依据。
南巡当中皇帝与传教士的接触也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最后一次南巡，可说是一次涉及宗教的外交之旅。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直郡王或者说是皇帝的要求下，立约服从利玛窦规矩，永不回西洋；另一方面，教廷特使则领有教皇严命，禁止礼仪，要求他们不得遵从“利玛窦规矩” 。要么遵从中国礼仪，要么离开中国，去留都是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转入了半地下的状态，最后导致雍正皇帝的禁教。
康熙南巡对于清代政治有着重大意义，在巩固统治、加强皇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研究显然很少触及外交这一层面。随着中国礼仪之争在康熙朝愈演愈烈，皇帝对于传教士的态度逐渐由怀柔远人、用其技艺的宽容，到了怀疑其学说并限制其传教的警惕，最终上升到了清廷与教廷的直接对立，其矛盾冲突在最后一次南巡中表现得极为充分。我们利用国内和欧洲所藏的中西档案和文献，揭示了一些南巡被人忽略的层面，希冀还原康熙时代更为丰富的历史场景。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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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13世纪开始，以插图手抄本为主导的犹太艺术迎来黄金时代。图片选自Golden Haggadah（1330），现藏大英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