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智慧,不在外面,而在我们心中。在心之外,并没有一个最高的存在。
——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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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论传统
王阳明说:前代的书籍即使流传下来,时代风气变了,那些书和后来时代不相符了,过时了。后来的时代风气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注重华丽的修辞手法。
周朝末期想恢复夏、商时期的风俗都做不到了,因为社会风气变化太大。更何况唐、虞时期呢?何况伏羲、黄帝时期呢?所以他把《三坟》删了。
然而虽然各个朝代的风气和治理方式不同,但是根本上遵循的“道”却是相同的。周文王、周武王、尧帝、舜帝都遵循这个“道”,孔子遵循尧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但是毕竟各个时期的社会风气不同,“道”在各个时期的应用也就有变化,所以各个时期实行的政令和政治制度不同。
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如果换个时期实行肯定是不行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该过时的就应该过时。这也是孔子删掉《三坟》的原因。夏、商的政策在周推行肯定行不通,周公考虑三王的政策,对于过时的地方就抓紧修改,绝不照搬。
这就是圣人把过去的东西删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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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分析时弊
王阳明又说:(两种治理方式)如果只知道推行无为而治,不能像三王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只知道推行上古时期淳朴的民风和政策,这只能是佛教和老子的学说,不符合现实情况。
如果能做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但是又不能像三王那样抓住一个根本(克制私欲,存养天理,遵循“道”),而只是纵容称王称霸的私欲来制定政策,这只是春秋五霸之后历朝历代的治世方法。
后世的儒家学者所传授的各种各样的学说理论,基本上也都是在指导如何称王称霸,都是在讲一个“霸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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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的心即理
王阳明反对朱子学以天理为本体,认为天理存在于万物之中是不可穷尽的,实现圣人理想人格,便要格万事万物,通晓万事万物之理,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面对无限的分殊之理如何得以成圣?另外,朱子学所言的天理是外在于人心的,圣人之心和天理之间有一道鸿沟,无论如何格物,外在的天理和本心之间也无法圆融合一。因此,王阳明追求圣人之境的第一步便是要破除朱子学二元对立的本体论,融合理与心,其目标是要使人心与天理之间消除间隙,圆融为一。
与朱熹的外在天理不同,王阳明认为理在心中。一方面,王阳明说,事父无需向父亲求个孝道之理,事君不必向君主求个忠君之理,同样,交友也不必向朋友求个仁信之理,而是应该“反求诸己”。这样,王阳明就开辟出了与朱熹完全不同的本体论路径,即理不在事物中,而在心内,成圣的路径便由向外探求万事万物之理转向向内求诸于心。王阳明在心即理上的转换,无疑是对朱子学的深刻剖析与批判。儒家自孔子始,如孔子的“仁”,孟子的“善”,都带着浓厚的道德思想,儒家将视角聚焦到道德实践上,对于西方哲学所探求的“质料”,即纯粹的客观物质性的存在避之而不谈。王阳明正是继承了这一核心关注点,将朱熹的外求之理,即纯粹的客观性的天理排除在视野之外,以心为理,将传统儒家的道德焦点再次拉回思想探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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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王阳明:公平与智慧,不在外面,而在我们心中】另一方面,阳明又言“心即性,性即理”。这里,王阳明将心、性、理等同起来,性和理是心的一体两面,性是心之本体的伦理性,理是心的客观性,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心之本体。阳明学对朱子学的核心突破就在于此,朱熹的天理和人心无法融合,带来的理论困境就是人无法穷尽天理达到圣人之境,而阳明将心作为本体,并具有性和理两面,使得内求于心的性具有了“理”,即客观性的特征。从这个理解来看,圣人向内心探求“理”,不仅能够得到“理”,而且还能避免陷入相对主义旋涡,使得心之“理”具有了客观性与普遍性。正是由于“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结合,人才能够同此心,同此理,才能抹去遮蔽,得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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