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河山千古鉴师魂——忆我的老师李可染先生千古|李先生|李可染|河山|师魂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刘汝阳口述,刘广欣整理）1989年12月5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也是一个永远寒冷的日子，那一天，一代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他深爱着的祖国的壮丽河山，离开了他深爱着的艺术事业，离开了他深爱着的与他40多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妻子邹佩珠女士和子女，离开了他深爱着的多年形影不离、言传身教的学生们，离开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敬仰他、赞誉他、牵挂他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永远闭上了那一双孜孜以求的眼睛，永远停止了热血沸腾的心跳，永远放下了他握了七十多年视同珍宝的画笔……多年来，李先生慈祥的面容，谆谆的教诲，朴素的衣着，睿智的目光，甚至就连每一根银发、每一条微笑的皱纹，都历历在目，仿佛一切都在眼前。
他深爱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立志“为祖国河山立传”，他是中国山水画的开拓者、革新者，当我迷茫徘徊在十字路口，是他成为我艺术选择的路标
我是1949年9岁时从山东农村到北京的，读书期间，我一直爱好画画，对书画界的名人非常崇拜，那时李可染先生已经是一位相当知名的画家了，他先后师从齐白石、黄宾虹两位大师，齐老曾题句：“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以横行矣”，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也称赞他绘画“独标新韵”，“奇趣洋溢，不可一世，笔歌墨舞，遂罕先例”。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李可染先生就担任中国画系教授。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李先生的名字。 1960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在学校我除了深入地学习古今中外的美术史、艺术理论外，还有素描、中国画等课程，在绘画上得到较系统的基本功训练。
在校五年，常去中国画系看画，与李可染先生多有接触，并请教指导，受到很多教育和启发。知道李先生带山水画科的同学去颐和园上写生课，暑假我也和同学去颐和园，到李先生教写生的地点写生，一住就是几天，一心想向李先生学点什么。1965年中央美院毕业后，我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6年“文革”开始，李先生被迫停笔。1970年，中央文化部所属单位的职工下放五七干校改造，李可染先生到湖北丹江口，我下放到湖北咸宁，受武汉军区领导，按连队编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围湖造田烧砖盖房，除了劳动就是开批判会，写检查。后来，林彪反革命集团破灭，干校形势逐渐好转，我们也有了画画的兴致和机会，大家以很高的热情画渔村、渔民、水牛、鳜鱼及连队生活。干校居然还举办了美术展览。后来文化部单位恢复正常工作，1972年前后我们陆续调回北京。
我与徐希、张广几人商量，回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李可染、李苦禅等老师，抓紧时间向他们求教。也就是这时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被下放的一大批著名书画家如吴作人、李可染、黄胄等被外交部请去住进台基厂国宾馆及北京饭店专门为外事部门作画。当时我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刘继卣、王叔晖先生也在那里画画，我们找到刘继卣先生，他带我们到各房间拜访各位老先生，这时先生们又得到画画的机会，思想得到了解放，心情特别好，热情地接待我们，这是‘文革’后我第一次见到李可染先生，心情非常激动。后来我就拿着画到李可染先生家求教。
当时我画的有写生、临摹、有花鸟、山水、人物等，甚至还有水彩、油画。每次李先生都是一张张地评点，指出差在哪里，可取的地方在哪里，有一次李先生看完画，他一面鼓励我多画，一面认真地对我说：“我建议你最好抓个重点，你的山水画还是有功底的，就跟我学习山水画吧。我以前也是什么都画，后来就集中画山水，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有时门类、题材多了顾不过来，滴水石穿就是专一的结果。我们祖国的河山很丰富，很壮丽，很伟大，有那么多名山大川，有那么多名胜古迹，有那么多田园风光，而且也有很多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山水画从宋元、明清，直到近代，流传下来的精品都是千锤百炼的艺术财富，都是很好的学习范本，中国的山水画博大精深，下多大的功夫，都有很多干不完的事。”他说“特别是象你这样做编辑工作的，经常用大量精力组稿，就应站在一点上搞深入、求突破，这样对艺术创作有好处。”李先生一番肺腑之言，顿时使我豁然开朗，使我明确了艺术努力的方向，使我选择了山水画创作的道路。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曾有一句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李先生不但手把手地传道、授业，还推心置腹地解惑，使我走出艺术困惑，走出迷茫，走向山水画创作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