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父亲被枪毙后，金庸笔下所有的男主角统统都没了父亲金庸|顾秀英|父亲|金庸笔下|被枪毙

一本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物，无论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往往是作者将自身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分割后诞生的。从通俗小说来看，作者一般将自己所向往的品格赋予主角，将自身卑鄙的想法和从世界观察到的恶的一面，赋予给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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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死的父亲1951年，还在香港工作的金庸，听闻了父亲被枪毙的事，宛如晴天霹雳，不由得悲痛万分。他的父亲查树勋是地主，却没有《活着》里富贵的“好运”，没有人替他去死。在那个推翻所有地主的时期，千万人不分好坏，只看阶级——地主就是原罪。尽管查树勋开办义庄，周济宗亲，将上好的水田充当“义田”，接济族人，兴办龙头阁小学，让孩子们免费入学，替杨良丰置办棺木，为其下葬，资助杨德举求学，可还是没逃一死。他做了很多好事，却被莫名的罗织了四项罪名——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造谣破坏。其实他哪一件也没干，只是因为他是地主，有人说他干了，那他就百口莫辩。他被枪毙的地方在龙头阁小学，就是他亲手创办的机构。一个本应是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了一个无辜者惨死的场所，而这个无辜者，还是学校的创办人。查树勋横尸操场后，他的妻子顾秀英才得知此事，她把尸体拉回家，连夜下葬，害怕得连坟头都没有起。之后的几十年，顾秀英四处奔走，申诉喊冤。直到1981年，邓公说：“愿意见见查先生。”查树勋的冤情才得平反。而心愿了结的顾秀英，在四年后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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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角们所走过的每一步路，所去过的每一个地点，都一一呈现在金庸的脑海中，绘声绘色。每一个脚印都是他思想留下的脚印，脚印所指的方向，都是他记忆中父亲的去处，在没有尽头的终点，查树勋站在那里，碧海蓝天下，向他轻轻挥手。书里主角的身世，就是金庸自身的映射，有的故事，主角的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有的故事里，还是发现了关于父亲的只言片语或者线索。也许，这也是金庸不同心态的体现，他心里当然明白，父亲已经离世，再也不可能重见得到。只是有时候依然不切实际的渴望着能够在见到父亲一面，有时候却能清醒的明白自己对父亲只剩下追思了。于是，书中的主角对于父亲的追寻，便各有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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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金庸笔下的每一个主角都在寻找父亲，但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又使得每个人的追途有所不同。杨过自小父母双亡，被义父郭靖收养，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导致两个人的冲突与碰撞接二连三；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自刎于武当山，之后便开始了寻找义父谢逊的道路，张无忌也被叫作曾阿牛，他的性格也像头牛，老实善良，所以他与谢逊的冲突就少了很多。假如作者肆意妄为，必然导致书里的故事匪夷所思、支离破碎，自由都是有限的，哪怕是作者对笔下的故事，也需要遵循某些规则，除非他并非想写一个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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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树勋家学渊博，又考入震旦大学，当年的名校，这在当时的年代是非常稀少的。他本人也必然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对金庸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只是查树勋因为一场错误的、极端的审判而失去了生命，也在金庸的人生中突兀的画上了句号。一个曾经是英雄与指引者的角色，以一种荒谬的、离谱的方式死去，在死后还要背负着恶名。这对金庸的影响与冲击一定是难以想象的，如非亲身经历，靠想象是难以描摹出金庸当时的悲愤与无力。于此，金庸笔下的角色，要么是孤儿，要么是父亲离奇失踪，个中原因就不难理解了。这可能是一种排解，将对父亲死去的哀伤与愤满通过这种方式排解，也可能是一种控诉，就像张翠山死于众人相逼，死得冤屈，查树勋也死得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