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的自疗|开完处方，医生这样做，可能让你好得更快( 二 ) 你好|安慰剂效应|恰克|这样做|处方|医

三周的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按照一套通用的临床标准，对所有病人的症状严重程度作定量评估，进行统计分析，确定疗效。结果发现，接受治疗的病人（第二组和第三组）比起不经治疗的对照组有明显改善，证实了安慰剂效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第三组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第二组，表明亲密和谐的医患交流能显著增强安慰剂效应。
信任的力量
关于安慰剂的早期研究文献中，强调了只有在受试对象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是惰性安慰剂还是活性药物的情况下，才能观察到安慰剂效应。这也就是药物临床试验采用双盲法的一个原因。卡普恰克的这个针刺疗法试验也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但在这项划时代的研究结果发表后，卡普恰克进一步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有无可能在不对病人隐瞒的情况下，让安慰剂发挥作用？于是他设计了另一项IBS治疗的临床研究，这次用的不是模拟的针灸，而是不含活性药物的安慰剂糖片。
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首先明确地告诉受试的IBS病人，他们将要参加的是一项关于安慰剂改善IBS症状的临床研究，所用的安慰剂是不含任何活性药物的糖片。然后通过讨论的方式向病人传达了以下四条信息：1. 安慰剂效应是很强的；2. 吃下安慰剂以后，身体会自动作出反应，就像巴甫洛夫的狗狗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一样；3. 患者对安慰剂疗法持积极态度有助于增强其效果，但积极态度并非必须；4. 最重要的是必须严格遵照医嘱服用安慰剂。
受试对象还被告知：他们将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是不作治疗的对照组，另一组是服用安慰剂的实验组，这两组对研究同等重要。此外，试验结束后，两组的每个病人都将得到与其疾病有关的教育及咨询。这一切都解释清楚后，对所有病人进行体检，然后各自抽签入组。分入实验组的病人每人得到一个普通的处方药瓶，瓶内装着糖片，标签上注明“安慰剂，日服二次，每次二片”。
为期三周的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又一次发现，与不经治疗的对照组相比，服用安慰剂的实验组的症状明显减轻[2]。卡普恰克医生认为，在这个所谓的“开放标签”实验中，病人尽管知道自己服用的是没有活性药物作用的安慰剂，但通过良性的医患互动交流，病人接受了来自医生的“服用安慰剂的行为本身是一种有效疗法”这一信息，正是这种信念诱发了安慰剂效应。
此外，还发现在这一不加隐瞒的安慰剂试验中观察到的效应，强度超过了此前双盲对照药物试验中对照组的安慰剂效应！卡普恰克猜测，这是由于双盲试验中的安慰剂效应来自病人对活性药物治疗效果的期待，但受试者知道，自己只有50%的机会得到活性药物；而在这次开放标签试验中，所有的病人都知道自己将得到“有效的”安慰剂，因此引起了更强的安慰剂效应！
此后几年，又有人采用类似方法对其它疾病进行试验，包括多动症、抑郁症、过敏性鼻炎、慢性腰痛，得到同样的结论：安慰剂效应可以在患者知情的情况下发生[3]。这些结果都证明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影响安慰剂效应的强弱。
心想则灵
早在1950年代，研究安慰剂效应的先驱比切尔在临床试验中观察到，安慰剂应答者使用吗啡时的止痛效果比安慰剂不应者强，由此间接推测，吗啡止痛的总效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安慰剂效应，另一部分来自吗啡的药理作用[4]。但那有赖于临床试验条件下用安慰剂模拟药物治疗时观察到的结果。而在常规的临床治疗中，并不涉及使用安慰剂作为对照，此时，医患互动关系对治疗效果是否会有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意大利都灵医学院的神经生物学家贝内德蒂（Fabrizio Benedetti ）设计了一项临床试验。
贝内德蒂医生研究的是42名接受开胸手术的病人。手术过后，病人从麻醉状态苏醒过来，开始感觉疼痛。一小时后接受静脉注射吗啡止痛。其中一半病人是由医生在病床边注射给药的，病人同时被告知所用的是很强的止痛药，几分钟之内即可见效。另外一半病人也接受同等剂量的吗啡，但却是通过预埋的针管，由仪器控制自动给药，给药时没有医生在场。给药之后，第一组病人报告的疼痛程度明显低于第二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