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从“诗性品格”出发，谈谈正被忽视的历史剧本质特征

虚构和想象必须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和历史文化的真实，在这个基础上，虚构的故事更能照亮历史，也能照亮现实——这正是历史剧基本的诗性品格。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在观看历史剧时能够更方便及时地搜索史料，将剧中情节与史料比对。于是，历史剧的创作是否符合史书记载的史实，往往成了网上的热议，迅速激化长期存在的所谓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争，给创作者和观众同时带来困扰。本文试图以个人长年从事历史剧创作的体悟和认识，从历史剧的诗性品格谈一下历史剧与历史学的区别，及历史剧所具有的本质特征。
黑格尔说：“历史叙述是与历史事迹与事件同步出现。”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单从字面上看这句话像是个悖论，因为从来没有历史叙述和历史事迹、事件是同步出现的（除了实录或起居注，而实录和起居注只是记载而不是历史叙述）。如荷马写史诗，司马迁写史记，他们距离所叙述的历史事迹和事件已经十分遥远，不可能同步出现。所以黑格尔的论断应该有更高层面的理解，那就是你要把历史叙述和曾经发生的事件、事迹认定为同步发生。
在《史记》中，很多地名都是司马迁自己安上去的，如他把庐山命名为庐山的时候，就是参照了最具有记载意义的事件——匤庐七子曾经在这座山里结庐隐居，这一刻，他的叙述和曾经的事迹和事件就同时发生了。我们能不能这么认为：真正的历史叙事者往往是与历史心灵契合，身临其境。当遥想变成了邂逅，历史叙事便与历史事迹和历史事件同步发生。这也正是对我们每一个历史的叙述者的启示。历史学的叙述尚且这样，历史剧的叙述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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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明确，历史剧的叙述不能等同于历史学的叙述。戏剧、小说的源头是诗。在西方，《荷马史诗》衍生出我们所熟识的古希腊戏剧，悲剧、喜剧、正剧等等；在中国，戏曲承接了诗歌的人文精神和美学品质。如果说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述必须基于考据与考证，那么诗人则旨在用美学的眼光看世界，旨在讲述一个好的故事。
于诗人而言，有时一个历史故事尽管更接近史实，却未必是一个好的故事。当然，这里所说的“诗人”是广义的，用在我们的行业就是剧作家。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经常被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争困扰，现在仍有不少评论家以及网友动辄批评剧情不符合历史事实（史书记载的事实），然而他们并不了解诗人（包括小说、戏剧家）的任务。当一个历史记载的事迹和事件在事实上的可能性更大，却不是一个好的故事时，作家就不会采纳这种说法，而宁愿采纳另一种版本的故事传说，想象、虚构一个属于好的故事的历史讲述。比如，荷马在其史诗中将特洛伊之战归因为海伦的美貌，而历史学界所考证的种种版本里，特洛伊之战十年，海伦并不在城中，战争的起因是波斯人对希腊人远古的仇恨。这说明，荷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放弃了那些更接近事实可能的版本，而是选用并大胆虚构和想象了大家至今喜闻乐见的海伦的传说。
【刘和平：从“诗性品格”出发，谈谈正被忽视的历史剧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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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深层原因，诗人所讲述的历史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思潮，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的另一种向往。比如元末明初罗贯中写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他对三国历史的讲述，并不采用《三国志》的种种记载，而是大量采用了从宋代到元代民间用说唱艺术和戏曲讲述的三国故事。这些故事的形成，就是从北宋以来关内汉人政权长期承受关外少数民族政权发动的战争威胁和困扰，在汉人中形成了向往最后一个汉人英雄时代——三国的思潮。苏轼在《赤壁怀古》中咏叹“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在民间，尤其是在元代出现了《关大王单刀赴会》等诸多演绎三国的说唱和戏曲，都是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心目中所希望看到的英雄故事。这几百年通过《三国演义》所呈现的历史思潮，已不是陈寿《三国志》所记载的事迹和事件，而是这一历史时期汉人（包括其他民族也能接受）的心灵历史。好的历史故事所承载的往往是历史思潮。这也许就是诗人虚构和想象的历史与历史学者记载的历史能够长期并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