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们的用智能引领快乐走进新的领域又来了，今天起我们一起来分享历史知识，也许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显然，这种阐释理路揭示了统一的中华帝国在经济领域里的诸多表现与特征，但这些表现与特征并未能构成中华帝国统一的“经济基础”——与其说经济领域的这些表现与特征是统一之中华帝国得以形成的“基础”或“条件”，毋宁说是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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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西奇试图从经济领域中寻求对政治结构与事件的解释，乃是18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普遍取向。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一个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政治结构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相对稳固的经济结构，乃至地理基础。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被赋予“国家”象征意义的君王、新兴的资产阶级都在努力寻求立国的根据、构建国家的民族、经济与文化基础。于是，一些极端的国家理论得以产生：民族国家应以单一民族为基础，国家应建立在统一的经济体系特别是市场体系之上，国家应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换言之，统一的国家应建基于统一的民族、统一的经济、统一的文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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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宣传其次，是构建“统一的中国文化”。在思想学术界，主要是要把中国文化“论证成统一的”，并找出这个统一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当然，这主要是儒家文化）。而最重要的，仍是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经济体系，或者说，“实现一体化的民族经济”。民国时期，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与实业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强调：只有通过构建一体化的民族经济结构，中国才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只有经济上的统一才是国家实现政治与军事统一的基础。当然，试图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讨论中国之统一必然性的思路，在更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著名论断应用于中国的统一与分裂问题讨论中的直接推衍：既然中华帝国在政治上是统一的，那么，作为帝国政治体系经济基础的经济体系，也应当是统一的。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中，北方游牧世界与黄河流域农耕世界的经济交流得到普遍重视，也确有诸多证据；在同样的理路下，张骞通西域以及武帝时代对西南夷地区的探险，均被描述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受到某种经济交流愿望的驱动，而其所以成功，更因为在此前已有相当程度的经济交流作为背景。至于这种经济交流或贸易流通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其是否足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则不能详知，或被忽略。这种经济交流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当然，这个国内市场究竟形成于何时，以及如何断定存在着这样一种国内市场，学术界异见纷纭。这些道路体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作经济交往的渠道，并未经过充分论证，而被认为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道路交通体系当然可以而且必然促进地区间的经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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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直道遗址许倬云先生从中国历史上的道路体系出发，提出了道路体系、经济体系相互叠合的观点，他指出：“在空间的平面上，中国的各个部分，由若干中心地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为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为体系的扩大，终于连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中国的道路系统，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将中国整合为一个整体。”而“经济体系由交换资源而来，其体系的形成，自然与道路体系相叠，甚至重合。于是无形的交换网络，实在也可由平面二度空间的道路体系，类推而建立”。这种思想方法，直接将全国性交通网络的建立与全国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基本对应起来，从而将全国性经济体系之建立至少可以上溯至秦汉时代。长安“西市”里来自遥远边裔的各种奇异商品，强化了帝国都城作为全国性经济中心的印象。几乎每一个朝代的都城，都被描述为帝国范围内的经济中心——它汇聚了全国最重要的财富，成为全国性贸易流通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