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浦江举行,“上山文化”这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最久远的新石器文化被正式命名。
良渚—河姆渡—跨湖桥—上山,四大遗址犹如一道阶梯,让人们拾级而上,寻找文明的源头。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讲过一个“雅段子”:浙江的考古从美丽的小洲(良渚)出发,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山”。
20年间,上山文化的遗址在钱塘江上游流域及相邻的灵江流域已经发现了19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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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处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林舟教授对其地理分布做了分析:它们沿河分布,多坐落于阶地或河漫滩之上;靠近支流,远离干流;起伏适中,坡度和缓。
林舟还注意到,在钱塘江上游干流衢江流域,上山文化的遗址只出现在南岸。这是因为北岸只有两级阶地,而南岸则有三级,且衢江一直向北迁移,南岸更适合居住。
在上山遗址,蒋乐平带队发现了柱洞及由柱洞构成的建筑遗迹,其中有一处遗迹由三列平行柱洞构成,很可能是木结构建筑的遗迹。而在与浦江相邻的义乌,他们在同属上山文化的桥头遗址又发现了环壕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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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乐平(中)在考古现场
在仙居的下汤遗址,蒋乐平的同事仲召兵同样发现了“中心台地+环壕”的聚落特征。
对此,由中国考古学会、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物局和金华市政府主办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确认,上山文化遗址群构成了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上山文化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
严文明将上山遗址称作“远古中华第一村”。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评价说,在上山遗址发现之前,根本没有人类在山洞之外居住的遗址,因此,“远古中华第一村”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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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教授傅稻镰同样认为,上山遗址与今天的村落或者新石器晚期的跨越相比,还是很“小”,但是同旧石器时期的社群规模相比,这简直是飞跃式的巨大转变。社群规模上的大幅度扩大,将导致社会的变化,大量人口永久性地聚居在一处,会促进并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傅稻镰解释说:“对于在定居农业社会发展进程中,究竟什么时候有了‘私有’意识和土地‘价值’,没有定论,但是人类学家都同意,一旦进入农业定居社会,伴随着对土地和物质的劳力投入,所有权也在个人或者家庭层面产生了。”
他援引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理论说,上山文化涵盖了这一理论里的全部根本性特征。特别是“定居”社会,这是“新石器革命”的一个根本性标志,而长江下游的定居时代无疑从上山文化开始,此后持续发展,最终导致了文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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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稻,从“八千岁”到“万岁”
“我们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保证了粮食安全。”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程式华说,作为中国主粮之一,水稻功不可没。
“中国是水稻的资源富国、科技强国、生产大国。”程式华娓娓道来:南起三亚,北到漠河,跨越35个纬度的广袤国土都有水稻种植,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而水稻的年产量在两亿吨以上,也是世界第一。我国水稻类型丰富,有三种野生稻,两个亚种16个变种的栽培稻,本土稻种资源7万多份,占全世界资源的一半以上。矮秆育种和杂交稻这两次水稻的“绿色革命”也都发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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