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盘点中国历史上那些正在消失的古城( 三 ) 鲁迅|中国

妙的是，中国的城市并不一定需要物质化的情境来回忆前生，记忆的密码藏在文字的传统里，寄寓于代代传承的自然与人情的微妙勾连中。在这种传统里，石崇、绿珠不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而是这座城市本身。
今日汉魏故城的大路并不就是昔日的洛阳大道，后者已经深埋在遗址公园的地层下，但是它直观地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空间感。这些大路也多半和昔日的出入道路有所重叠。
长安，山川城郭都非故
人们对西安并不陌生，但我感兴趣的是唐代的长安。那时候，《大明宫词》这样洗脑力强大的通俗剧还没有开播，我喜欢开元天宝遗事，但谈不上是什么“研究” ，我心目中的长安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的《薛刚反唐》一类评书的注脚：
“且说薛丁山大兵奏凯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长安……次日早朝，御玄武楼，受西域贡礼降表，众将卸甲入朝……”
那时我从没想过“玄武楼”之类是否真的存在，就像明代的城墙把唐代的若干残迹，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门包裹在了里面。
如果是清代人的演义重新“发明”了唐朝，《大明宫词》也许就统一制定了旅游区的国家标准。
事实上这种近代的“发明”并非全无意义，就像大多数古城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哪一个时段—唐代的，宋代的，甚至清代的—来标定。
因为生活之河在流淌，城市不是西伯利亚万年前冷冻的猛犸象，而是持续发展的结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发生意义，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尽完美，但属命定。
那时，我见过的唯一的“长安”的“证物”——老西安的老火车站——和大众热望里的“历史”无关，相反它是“现代”的鲜明标记，在它初次浮现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年，这个新鲜事物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惊愕。
西安站的选址在明代城墙的正北，安远门外，在唐代可能是城内，紧邻着发生众多历史事件的寂寥的北苑，比如“玄武门之变”、唐玄宗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唐隆之变” 。在早期西方摄影家如恩斯特·鲍希曼的镜头中，这里原本冷落得如同火星。
作为一座“废都” ，西安常常被拿来和现代的罗马对比，后者，尤其是它的公共讲坛区域的废墟，已经成了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准像之一。然而，如果说古罗马依然历历在目，请不要指望在西安可以看见太多长安。
绕过横七竖八的彩钢板，偶尔你可以找到一片考古工地，（想象着）“往下看” ，在单片的“历史保护单位”中，你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地层以下的过去。
通过考古学者的挖掘，个别深埋于地下的长安重见天日，上面的车辙印记淡淡地告诉你过去生活的真实—在西安的大多数地方，如果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你完全可以随便想象你生活在数千年前的生活中，因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时代的生活已经貌似有了太多细节，以至于看到隋唐里坊的著录，或是偶然有戏剧性的考古发现，你便可以将这种想象与文学文本中某个遥远的人物确凿相连——但事实上又了无实据。
令我们“念兹在兹”的丰满的过去毁坏了……既因天灾人祸，也缘于随那汽笛声而来的“现代”的风暴。倒过来说，毁坏并非没有意义，自从有“长安”这个意味不凡的地名以来，也就有对它深情而怅惘的回望，它其实是以此著名的—尤其在唐朝近三百年的辉煌结束以后，在长安以外的地方看长安，看不见的长安，实则构成了另一种长安，或者准确地说，对长安无尽的想象。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现代人也许是鲁迅。1924年，时任陕西省省长刘镇华邀请他去西安开办讲座，适逢他正打算写一部以杨贵妃故事为蓝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双方一拍即合。
那时候从北京到西安足足要走一个星期，然而长途跋涉之后，这位以狷介著称的学者却得出了让主人尴尬的结论：“看到这种古迹，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为免避看后的失望起见，终于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