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育儿“内卷”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集体非理性行为( 三 ) 澎湃新闻记者王芊霓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

现在中国的一个不足是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考试上，高考。不过我也并不是说高考是错的。高考很重要，它为贫穷家庭提供了机会，但是组织考试的方式可以改进。如果想要开拓新领域、新思想，（考核方式）最好还是多样一些。
在美国大家都想上常春藤名校，这也不对，应该有更多州立优质大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公立大学就很好，为加州的创新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没有足够的资金。
教育结构应该更平等，重视那些不那么好的学校。很多人说要学习“北欧模式” ，不过考虑到人口规模，中国可能没办法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学习，不过可以去看看德国、法国这些欧洲国家，它们也有很多好的制度。欧洲的教育系统就平等一些。比如说我在意大利上的就是一所公立的大学，并非那种特别好的大学。
我发现中国人总是把中国和美国比较。其实美国有的方面不如欧洲国家，美国的确是个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的国家，但是政府也犯了不少错误，教育体制内部也有很多不均衡。当然现在美国也在尝试出台一些政策给不同家庭平等的机会，支持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例如给这些家庭的孩子一些教育指导，让来自贫穷地区的孩子去富裕地区上学。
我知道在中国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需要时间、资源，但这必须一步一步付诸行动。比如说可以从那些现在大家觉得“还行但不足够好”的大学入手。比如能不能尽量保证每个省都有好大学？一方面可以把优质的研究中心集中在清华、北大、复旦这些一流学校，但同时让更多地方享受更多的优质教育。现在很多资源确实集中在好学校，但是将来，让更广大的范围、更普通的人都享有优质知识更重要。
【中国|育儿“内卷”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集体非理性行为】如果教育系统更平等，人们就不会这么焦虑，更多的人就能够接受优质教育，大家就不会陷入非得去最好的学校的困境。
中国如果想要培养更多能带来创新创造的人，经济激励措施需要改变，包括改革教育体制。有些人可能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很有创新能力了没有必要改革，他们提出中国有很多年轻一代创业的互联网公司非常成功。但是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确发展很快，但很多成功还是在利用已经存在的技术。未来中国如果想要缩小差距，探索更多新领域，就需要更多有创新能力和新思想的人和公司。所以针对更普通阶层的还有低层次的教育很重要，因为未来很多普通工作特别是体力工作都会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
我希望我们的书能促进公众讨论，希望制度设计也能有所改变，让“军备军赛”慢下来，给贫困家庭提供更多机会，也让父母能真正享受到育儿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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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利博蒂教授在北京中心签售。耶鲁北京中心供图
【受访人简介】Fabrizio Zilibotti（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西方最古老的大学，创立于1088年）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8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的学术生涯包括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职。他经常访问中国，中国也是他研究的重点之一；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他曾于2016年担任欧洲经济协会主席。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授予45岁以下最佳欧洲经济学家的Yrj? Jahnsson奖，以及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
参考书籍：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Matthias Doepke和耶鲁大学经济学家Fabrizio Zilibotti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