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看病是一种咋样的体验( 二 )
■2019.11.25
3年过去了,我已经从公立医院辞职,删帖的原因已经消失。所以,我悄悄地再把原回答贴回来,有缘人自会看到。
以下是原答案,未注明年份的日期,都是2016年:
我来黑一个吧。
我是一名在小城市二级医院内科的住院医师,患强直性脊柱炎十余年。
去年冬天症状加重,不想在本医院看。因为本院并没有专门的风湿免疫科。仅有的中医科兼任,但是他们“每一个病人住院一天,就应该让他产生效益”的理论让我敬而远之。
效益就是每天一百多的治疗费。疗效?不详。
我先去了本市人民医院。挂了门诊写着“风湿免疫科”的号,主要想问问我放弃积极治疗的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新的治疗进展。那位主任很自信地告诉我:有,就是叫云克的药物,医保可以报销,比生物制剂便宜,非常划算。
住院前我已经表明了自己就是兄弟医院在职医生的身份。
住院用药半月(2019科普注释:云克与激素合用,激素随后改为口服并逐渐减量),出院后定期复查,每次这位主任都坚持要求我抽血化验,十分负责(这个我其实存疑)。
说是3个月就又要开始另一个疗程,我想问问药物剂量,看能不能在我们本医院输液(这样会方便很多),然而这位主任始终十分负责,坚持让我过去再让他看看。
我这次并没有去,而是辗转问到了当时住院用药的剂量(我打印了全部的医嘱单,但是上面没有这个药物的剂量,甚至药费都和实际不一致,最后打了科室办公电话,问了加药的护士)。
3月份开始输注第二个疗程,然而激素逐渐减量之后,一次三百多的药物(云克),并没有明显效果,症状反而加重。
科室同事和主任都建议说,去北京看看吧,让国内顶级的医院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定个方案,可以回来继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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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挂号难,从网上预约了3月21号下午的风湿免疫科普通号,在21号早上独自到了北京。
网上挂号不支持选择医生,不支持挂专家号。
六点多到了北大人民医院,觉得时间还早,并且居然已经可以开始排队挂号了,就排队想挂个上午的号。
9元的专家号已经没有了,想着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挂个60块的特需可能更有意义。
插一句:2007年夏天我确诊后来过一次,没有挂到栗占国的专家号(当时好像是200元),在骨科挂了个普通号,关振鹏医生告诉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回去吧。
(我至今仍对于关大夫交代病情的方式有些不太赞同。当时他宣判似的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病可以治好,那他一定是个骗子。前几天我们这里还来了一个小伙子,跟你差不多年纪,踝关节都强直了,没法走路,只能抬着过来。这个病虽然影响生活质量,但它不影响寿命,你该活80岁,还是能活到80岁。
当时我18岁,临床医学专业,大一暑假。买了3张36元的站票,陪我颠簸了一整夜到国家级医院的,是已经双侧股骨头坏死多年的爸爸,和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多年的妈妈。
我不赞同关大夫的沟通思路,是因为虽然他说的句句都是事实,我作为一个医学生也基本了解,但是我始终认为,对于怀揣着希望来首都的我的父母,这些事实直接砸过来,还是太过沉重和剧烈了一些。)
我带了胸部CT、骶髂关节CT、腰椎正侧位片、3月18号刚查的血常规、血沉、C反应蛋白、免疫球蛋白加补体等检查结果到了特需门诊的诊室。
X主任简单检查后,建议应用生物制剂:修美乐,也就是阿达木单抗,7900元一支,2周一次。
问她有没有其他建议的方案,她说就这个比较好,并且现在有慈善活动,买5送5。
第一针必须在这里打,以后可以邮寄回去,自己在家打,注意药物需要冷藏就可以。
我暂时答应下来,她说要先做检查。
我说我把基本的检查都做了,她问“乙肝2”查过没有?
后来我又小声问“是不是乙肝5项”,她也不回答,还是问“乙肝2查过没有?”
问题是,乙肝2,或者血糖1,血脂3,这都是每个医院自己为了开单方便设置的,我怎么知道你们医院的乙肝2是什么?
但是,人家是老专家,我一个无名小辈,一介屁民,并没有资格质疑什么。
于是小心翼翼地确认后,发现的确是乙肝五项,我说近期没有查过,她就给开了单子。
普通二级医院24元的检查,在特需门诊,是234元。
在高干病房抽血,和普通化验单一起取报告。
回来之后同事们纷纷问:这么贵的检查,是出结果快吗?不是。是设备更高端?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阴性结果,真的需要用高端的设备去找乙肝病毒DNA吗?
PPD(结核菌素试验)也做了,3天之后看结果,X主任特别贴心地给我预约好了25号的特需门诊,并且要求拍胸片。我问刚做的胸部CT不行吗,答案是不行,看不到整体情况。
从北大人民医院离开时接近11点,我坐地铁到了301医院看能不能挂到下午的号,多找几个医生看看。
301医院当天的所有风湿免疫科的号都已经没有了。
我又回到了北大人民医院,拿着普通号想再问问。然而门诊医生把条码扫描完就说:“你已经看过病了呀”,就不再给看,让我把号退掉。
于是退号,改签车票,回家。因为想改签一个卧铺,多次刷新取消之后不能再从网上改签,于是取出了车票到窗口。改签时发现一个奇葩规定:晚上的动车票不允许改签成普通列车。
我后来特地在12306软件上看了看,软件上可以,但是窗口不行。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有不满,爱找谁找谁去。
这是继“这里是高铁站,不是火车站,这个业务必须到火车站办”之后,我在车站(特别注明:包含火车站以及高铁站)又一次图森破的事情,每次都因此损失几十大元。
25日,我拍好了胸片,又以防万一地复查了传染病四项,确认都是阴性之后,和已经做过双侧髋关节置换的爸爸一起,再次来到北大人民医院,凭借预约号,在八点四十第一个看到了X主任。(这是爸爸第一次坐卧铺火车)。
同样还是6点多到的北京,我先到301挂了个下午的普通号。
上次回家之后,家人问起来,我只能说,在检查结果出来,确定可以用这个药之前,人家医生什么都不给透露,包括疗程时间,注意事项以及潜在风险。
然而我还是乃衣吾呀,交了8000大元之后,再问关于疗程的问题,仍旧是:逐渐地就可以减量了
(具体的时间呢?——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那风险呢:你该怎么活动,还怎么活动。
感染风险呢:注意小心别感冒了就行。
然而我在网上,以及这个药物说明书第一行黑体字上看到的,重度感染可以致命的风险,原来都是我多虑了,想必是药物厂商故意夸大恐吓患者来着。
忐忑不安地打了第一针,还好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告知X主任之后,X主任要求我2周后再来。
从一名医务人员的身份,转化为一个患者,在这样一个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中,我是非常愿意当一个遵从医嘱的好患者的。所以,既然人家专家说要再来,我作为一个合格的好患者,自然不必多问,谨遵医嘱再来就是了。
那天既然已经花了2万余元买了药(买了三支之后,才可以申请慈善送药活动,2周后到北京复诊,再交费买另外两支),我和我爸都觉得,没有必要再去301了,不如趁这个机会,到北京稍微游览一下。游览之后回家不提。
于是,本文真正的内容,即将上演。
前面的一切,都只是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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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4月8号又来到北大人民医院,挂号时发现已经没有特需门诊号了,于是先临时挂了个普通号。
我心里一直悄悄想着,要不要跟在这个科室进修的,我就职的医院的同事说一声,开个小后门,这次不挂号了,毕竟60元的特需挂号费不算少。但是思想斗争一番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X主任的劳动,我们一直喊着要让医务人员获得有尊严的收入,然后自己再去破坏规矩,还成何体统?
然而拿到了药商送来的两支药之后(2周前交费买的药,今天才拿到手,是一位北京本地口音的大爷骑自行车送来的),我迅速上楼(现在价值15200元,需要严格冷藏的贵重药品只有一个单薄的冰袋保护着——从慈善基金会人员手中买药,价格为7600元,比医院里便宜300元),趁着X主任看两个患者的间歇敲门进去问了一下,说已经挂不到号了,我2周前来打过一针,这次只挂到一个普通号,您看…
话还没说完,X主任打断:那不行,我再给你加个号。
于是我十分幸运地加到了特需门诊的专家号,退掉了普通号。
我眼看着时间过去,很担心那两支药的安全性,想尽快打针,于是最终决定,违背自己的做事习惯,给在这里进修的同事打了电话。
同事很快赶到门诊部,我问能不能跟X主任说一下,如果我不需要费很多时间看的话,就先开个单子,我把针打了?
同事说一般的医生甚至科主任都还能说一下给予通融,但是跟返聘专家X主任,的确不熟。
然后同事出主意说先挂个普通号,把打针的医嘱开了,另外也可以顺便问问其他专家。
于是我就在专家诊室见到了风湿免疫科的W主任。
结果我听到的意见就是:
为什么打第二针还要过来?过来干什么呢?
我们一般没有那么狠心,不忍心让患者用那么贵的药。
…………
这时候我想起来,25号过来,跟联系赠药的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说了我2周后还要过来之后,他也表示很为难: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这两支药不好给你送。因为寄回家你还得再拿着来,拿到这里你一次也用不完。
如果不是我找熟人挂普通号看的那位主任恶意诋毁,那么就是,X主任真的是在摆布我。
得出如此推论的我,陷入了苦闷之中。
我之所以不再信任本市的人民医院,就是因为发现他们主任是这样一个人。在市人民医院,每次按时去复查,都是开一些检查,等检查结果出来之后,那位主任才吝啬地说出一点减药的建议,尽管这些措施我已经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询问过,而之前得到的回复都是含糊的应付。
如今,在首都的大型三甲医院,全国重点专科,居然也是半天问不出一句囫囵话,我作为患者感受到的并不是医务人员的辛苦,而是满满的恶意。这种谨慎的言论,是怕我这位同行偷师学艺,还是怕我变脸闹事呢?又或者,人家是体谅我见识少,怕说了我也不懂,反而凭空焦虑?我承认我的医学知识不足,但好歹执业医师考试合格,基本的理解能力和辨别能力还是有的,你可以给解释然后我不懂是我自己知识储备不足,但是不解答疑问算哪般呢?
从后来那个普通号的医生(即W主任)那里,我问疗程,回答简单明了:2周1次,维持1年。
如沐春风。
其实看病时,我作为一名患者的需求就是这么简单,需要对治疗有了解。
我一直认为,即使是一个没有医学知识的患者,医务人员也有义务交代病情,列举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和各自的利弊,对于患者的疑问,应该力争让患者可以明白。
医患利益冲突,的确是非常突出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当患者信任医生,积极配合的时候,医生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医生可以决定是多挣患者一点钱,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让患者省点事。
在这个时候,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等,“人善被人欺”的道德悲剧,似乎很难避免。
因为,当患者谨遵医嘱等同于犯傻,会被医生随意多收费用(多去几趟肯定对病情没有坏处,但是那花的都是钱哪,我一个基层医生月薪有时不足3千我会乱说?);当患者去正规医院看个病,想要获得合理的诊疗,都必须先掌握防骗技能的时候,医生的形象怎能不下跌?
或许真的是我没有防备吧,在赠药的联系人说我这个情况少见的时候,没有多问X主任一句:我能不能2周后直接在家打针呢?
没有让她说出个所以然。因为,我想给她足够的信任。
我今天的专家号最后找她签字退了。如果我是特殊到的确需要第二针也来这里看的患者,那么在我提出退号,向她道别的时候,她是不是应该提醒我:这个号你不能退,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交代,你再耐心排队等一等。
然而并没有。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坚定的市场经济支持者,或者纯洁的医务工作者认为,我去退号,就等同于不再信任这个医生,等同于医患关系解除,双方不再负有责任,我将为自己的无知和自大,承受无法想象的潜在风险。
回来之前,坐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厅里。我在想,是不是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很容易在利益冲突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牟利的人,另一种是一边为自己着想,一边还总是忍不住会想到冲突另一方的。
这两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只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比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个医生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堂堂正正地挣到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钱的时候,人应该是有选择的。
有些人选择多为患者着想,尽量帮患者省钱,有些人选择自己多挣钱。于是我善意地推测,大约是X主任的大孙子在美国想买另一座别墅,还差几千万美金,急等着用钱吧。
诚然,北大人民医院5元的普通号,9元的专家号对不起列位专家的专业技能,但是,这份利益并没有被第三方侵吞,而是让利给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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