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命的价值寻找答案

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似乎几经是一个过时的问题了，这个时代很少会有人去探讨这个问题，即便是对于当代的哲学家来说，也是个平淡又乏味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会思考的生活，它就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两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腊人就已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当时没有任何直接，合适的解释，但他们至少已经提出了一个相似的问题：幸福在哪里？哪里多一些，哪里少一些？
新时代的哲学家们不去研究这个题目，比如笛卡儿。对于他们来说，世界一般意义的问题不该是属于人类的问题，而是上帝给出了答案的问题。生活在中世界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人，也用不着去考虑生命意义的问题。教堂告诉他们，只要上帝的旨意和观点与他们同在，就是好的。知道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用意识在代替上帝所规划的世界秩序作为世界中心的这一变革才直接引起人们对于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开始研究生命的意义。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能够活着被允许按照自然天性生活——这一点与中国的庄子非常相像。
而对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而言，生命的意义在于最大程度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更大的快乐，因此，人们不必做那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 CBS之父威廉·佩利则认为，人类生命的意义在于尽可能的多创作“有用的作品” 。
到了19世纪中期，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大师的接班人，不知所措的站在谦卑树立的里程碑前，显得无所适从。之前哲学宣称自己是多么强大，解释了世界的一般规律，一切生活生命的问题都可以借此解释清楚，但人们很难从中得知，什么才是成功的生活。
19世纪一大批璀璨的思想巨星：亚瑟·叔本华、索伦·克尔凯郭尔、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以及卡尔·马克思都以自己的方式尝试重新回答这一问题，其中马克思实用了间接方式。叔本华提出的重点是，人们存在是“为了变得幸福” 。因为他是个人意志的不守规矩的奴仆，于是美好高尚的意义就没有太大的空间了。一些艺术，尤其是音乐，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乐趣。尼采和弗洛伊德也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而言，生命的意义已经是身体和精神弱点的一个表达。一个健康的人不需要更高的生命意义了。为了幸福，他所需需要的是音乐或者爱和工作。对于恩斯特·马赫来说，生命的意义随着自我的发展而解决。如果蝴蝶和毛毛虫有不同的自我，孩子和老人也有不同的自我，那么就没有意义再去追问一个共同的生命意义。真正重要的问题——马赫称之为“思维经济” ，其实只是围着“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又绕了一圈。
这个问题发展到了20世纪，但20世纪的哲学家似乎对此并不买账，因为是由于他们拒绝给出清晰的答案，而且宣称自己不对任何领域负责。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认为， “生命的意义”这样的追问应该属于“毫无意义的问题” 。从问题的本质来看，不可能产生积极答案。 “因为就算人类经过长期怀疑之后终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也“不能说出，意义存在于哪里” 。萨特却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在实践中实现自我” 。因为这个世界整体是没有意义的，我有自由去书写自己的生命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半成品，他停留在单个人类的个体上，并且和这个个体一起消亡。彼得·新格却觉得这是反社会交往的。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将美好的基石向前推进，并且把这个世界“推向更美好的地方” 。
除了哲学家之外，进化生物学也愿意掺和进这个话题中来，美国生物哲学家丹尼尔·邓奈特认为“适应和突变”这两条进化规律适用于所有人类文化：自然的意义等于生命的意义。这对于社会学家鲁曼就没有意义，因为他认为， “意义”首先产生于交流。人类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否则人类也就不能利用科学技术去毁掉自己的生活基础——这对于生物学关于适应是一般生命原则的理论是个很明显的反证。
脑研究学科同样不能回答生命的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 “意义”不是一个学术整体，不是一个物理或电子的心理过程。意义是看不见的。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天平称不出他自己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