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发展前景韩国

近现代韩国的儒学观
韩国儒学思想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檀君神话，这是关于韩国民族起源的神话。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汉字的使用开始普及，各国开始记录国史，并逐渐实现思想的体系化。三国君主逐渐认识到儒学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使之与本土固有思想实现结合。 668年新罗统一三国后，儒学在政治与生活伦理上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丽末鲜初（高丽末期朝鲜初期）为韩国从思想上开启了儒学一统天下之门。
朝鲜王朝500余年的统治无疑奠定了儒学的官方权威地位，但近代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命运却使得儒学的前途黯然无光。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儒学亡国论” ，认为朝鲜儒学太专注于“空理空谈”而忽视于经世致用的实践，所以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元凶。近代学者朴殷植曾将儒学的弊端归结为“分裂的朋党政治；因循守旧而不革新的传统；空谈礼仪而不重视经济的虚荣；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而忽视国家问题” ，等等。不仅如此，朴正熙时代还强调“反共”和“忠孝” ，并将其作为独裁体制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儒学陷入更加受批判的境地。
尽管如此，在近代开港不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曾经是韩国弱项的科学技术一跃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韩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在此基础上一举迈进世界前列。不仅如此，韩国还成功实现了有步骤的民主主义，这就使得韩国经济界和学界纷纷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成功” 。最后，他们找到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要因，即“儒家资本主义论” 。其核心要点是：儒家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传统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有效贯彻执行，并在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儒家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伦理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韩国现代史上，上世纪90年代对儒学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活跃，这与取得“汉江奇迹”之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密切相关。学界对儒学的关注程度说明了其在韩国社会的复兴。再往前追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高度、压缩性的成长使得韩国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就为反思传统文化建立了良好的契机。解放后50余年的时间里，韩国通过不断的民主化斗争，于1993年结束了军部统治，建立了文人政府，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两个进程。这种自豪感使得韩国人开始将关注方向从过去的西方文明转移到探讨韩国文化中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东亚论”的理由就在此。 1997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暴露出东亚经济模式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所谓的“亚洲价值”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韩国学者金景日所著《只有消灭孔子，国家才能存活》一书与肤浅的商业主义相结合，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孔子论争” ，于是儒学被视为经济危机的主凶以及导致当今社会发生病变的毒瘤。学界也有人提出要从儒学中另谋出路的反论，即“儒学对策论” 。
可见，现代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是两面的，即“光辉与阴影并存”“批判与力挺并存” 。韩国学者认为，儒学本身就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又是经济危机的主犯；它既是权威主义的封建伦理，又是可以与民权、正义等现代民主并存的政治伦理，也是可以弥补西方自由主义缺陷的对策；它既是束缚女性的桎梏，又为我们提供了两性相伴伦理的理论依据。
尽管有上述评价，但韩国学界仍在尝试儒学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家族主义等相结合的问题。当然，这种尝试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有人批判说，这些只能限于或者止步于讨论而已，因为“东亚论”“亚洲价值”“儒家资本主义论”等都是基于或引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东方。还有人主张要对“共同体主义”进行再诠释。因为立足于家族纽带基础上的儒家共同体主义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因，也是因学缘、地缘、血缘等关系网络而阻碍经济发展的人情主义的主犯。即便如此，这种共同体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克服西方个人主义弊端的对策。
当前韩国儒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受上述影响，当今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也存在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积极因素主要体现在：它创造了朝鲜时期500余年辉煌的历史文化，正是这些才使得韩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商品在世界广受欢迎；重视道德和正义的朝鲜儒生们所具有的儒雅教养和朴素意识是韩国人精神力量的源泉；韩流的成功、韩国文学地位的提升以及韩国文化产业的发达离不开儒学追求真善美的伦理价值；韩国社会高涨的教育热正是在儒学重视人才的环境下形成的，这与韩国快速发展为尖端技术强国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