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千元借款“滚”到65万、地方招商竟招催贷企业：套路贷咋治( 二 ) 随着网络金融的兴起

一些不合理规定给网络诈骗提供了方便。联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采访人员，有一次营业厅一下来了几十位老年人，一看就是号贩子组织来的。工作人员报警，警察来后说号码没开，也没实施犯罪，管不了。最后，工作人员只好乖乖地给这些人开了号。河南联通网络与信息安全部副总经理陈戈说，公民有通信自由的权利，作为运营商，既然别人购买了服务，他们就不好进行拦截，不然会被投诉。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责任边界存争议。 “借贷宝”是九鼎控股打造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近年来因平台发生多起犯罪案件名誉受损。 “借贷宝”公共关系部的杨某说，平台只是一个交易场所，按交易次数收费，至于交易行为是否违法，或是否签阴阳合同，无法掌握。
法律专家指出，互联网金融平台从本质上来说，是私法上的主体，但又有“公”的属性，理应承担更为广泛的责任。平台在公法意义上的责任分配，应达到一种平衡，既不因苛责而妨碍金融创新，也不因放纵而威胁金融稳定。
杨某说，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出现后，国家曾给200多家互联网金融机构颁发过牌照，有效期5年。后来随着问题的出现，国家对这些机构进行整顿，持照企业数量下降近半。但新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国家未颁发牌照，也不将这些行为纳入监管范围，造成有牌照的有人管，无牌照的“野蛮生长” 。
3 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林生认为，电信诈骗、“套路贷”等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都属于高科技犯罪，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技术手段的便捷性。这种远程实施的犯罪是一种蔓延性犯罪，被害人比较广泛，数额特别大。二是通常有一定的匿名性。这种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侦破难度大，取证困难，对侦破成本、破案率等方面的要求比较高。互联网金融犯罪如果不得到及时遏制，法律的威慑与预防效应将失效。
他认为，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三大运营商应担负起主力军的责任。通信自由权是相对的。运营商与用户有契约，既要保证信息源发送方的合法权利，也要保证接收方得到的是合法安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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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赵紫剑说，我国互联网金融活动主要体现在三大类：一是互联网支付，二是互联网借贷，三是互联网众筹。这些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监管跟不上脚步。 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对非银行支付机构推出牌照管理， 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曾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6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之后对P2P网络借贷逐步形成“1+3”监管框架，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实行备付金集中存管。然而，由于互联网金融品类繁杂，前期的野蛮生长积累了不少问题，分业监管体制中存在一些制度和机构协调上的空白点，没有明确的职能部门对应管理。
赵紫剑认为，规范互联网金融，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管作用、协会的互律作用、企业的自律作用以及金融消费者和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尤其是职能部门要主动积极监管，明确准入门槛；借助大数据提升监管效率和监管手段；厘清部门权限边界，加大协调配合，扩大社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