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之北|李世民为何摔碎“镜子”，倒碑灭文？，“圣君良臣”原是欺世谎言( 三 ) 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这对“圣君良臣”

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葬在昭陵。魏征的妻子说， “魏征平时生活简朴，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 ”全都推辞不受。
太宗登上禁苑西楼，望着魏征灵车悲哀痛哭着说：“朕得到一份魏征没来得及写完的文稿，其中讲道， ‘天下事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宁，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对于各级官吏，有喜爱的也有厌恶的，一般厌恶的就只看见其缺点，喜爱的只看见其优点，因此对人的喜爱厌恶，是应当特别谨慎的。如果喜欢一个人并了解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并了解他的优点，那么，就能公正待人，公平处事，国家就能够兴盛了。 ’朕看过后静心细想，在这方面恐怕免不了有过失。应该把这些话写在朝版上，遇到这种情况时，请务必向朕进谏。 ”
太宗还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现在魏征过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
李世民与魏征两人真实的关系
那么，这对令人赞叹传诵的“圣君良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是那种两肋插刀的彼此莫逆肝胆相照的关系吗？说出来将会令人大跌眼镜。
唐太宗并不是真心喜欢和信任魏征。他对魏征的许多谏言，表面上虽然接受了并且也这样做了，但一些时候并非发自心底。这只是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一种姿态，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又不得不忍受魏征一次又一次一针见血不讲情面的进谏。他以对魏征的宽容来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尽管魏征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臣子就是臣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挑战天子的威严，这是李世民积怨旷久而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魏征虽说勇于直谏，但也一直不忘了给李世民戴高帽子：“是陛下圣明叫臣直言，臣所以才敢直言。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直言，臣怎么敢犯龙鳞、触忌讳呢？”
贞观元年（627），魏征升任尚书左丞，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人调查此事。经调查子虚乌有，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 “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 ”给魏征敲了敲警钟。
太宗对魏征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几次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要将魏征杀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多次有过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杀机。《资治通鉴》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结局还真是无法预料。
这一点从贞观十年后魏征遭到冷落，被赶赶去编史，得到证明。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去主持编写《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才完稿。其中魏征撰写了《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魏征人生后期就干这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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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瞠目结舌的后话
唐太宗之所以怨恨魏征，是因为魏征曾给太宗出了一个两难的选题：魏征请求太宗让他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二者的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 ”
这就是说：如果魏征因直谏而被杀，他就做了忠臣，但君主就成了暴君；如果他因直谏身获美名，成为良臣，则君主成为明君。魏征这一逻辑很可怕，他将自己置于不败之地，使太宗处于守势，太宗只有成全他的直谏，君臣二人才能双赢。这使太宗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只能打掉牙咽进在肚子里，接受魏征的进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