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小捷读历史|看管仲的治国理政思想，从唐宋到明清的科举考试中( 二 ) 引言：

宋代的科举考试也注重对管子事功和治国方略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将《管子》典籍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这使得士人更加熟悉管子及其治国方略。《宋史·选举志》记载：“绍兴元年，初复馆职试。凡预召者，学士院试时务策一道，天子亲览焉。然是时校书多不试，而正字或试或否。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遵旧制。自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凡应诏者，先具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为三等。次优以上，召赴秘阁，试论六首，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苟》《扬》《管子》《文中子》内出题。 ”
“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文中提到“复”“一遵旧制”等，可知这是《管子》纳人科举考试之后的事情。把《管子》典籍列入制科考试并不是开始于南宋初年，而是更早的北宋时期。两宋交替之际，《管子》被纳入科举考试范畴，当与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经世致用性及宋朝统治者所面临的治理危机有关。早在庆历六年(1046) ，宋仁宗在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制策内容即涉及《管子》的治国方略：“至若九官命于舜，其职任之重轻；十乱称于周，其勋谟之高下；贾让治河之三策，刀雍筑城之五利；《管子》言莅政之大，在明四顺；《淮南》述为君子要，当用六律，皆见载籍，并资条释。 ”
“四顺”是《管子·牧民》篇中提出的治国方法，也即“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是管子民本思想的体现。宋仁宗元年(1049)制科策试，策问内容日：“彼刘毅损难之议，唐官善最之目，周人荒政之数，管氏版法之经，礼乐所损益孰知?”《版法》也是《管子》中的重要篇章，主要阐述了管子的法治思想。
到了南宋时期，科考中对管子的人物评价依旧关注，并与儒家对管子的评价结合起来。南宋官员蔡襄为士子出策问题日，就儒学经义陈述自己的观点，让士子们进行分析。此外，南宋学者周南在《池阳月试策问》中，记载策问：“昔管仲佐齐尊周，三十年间中国无与加其盛，夷裔莫敢抗其力，周之社稷藉以弗坠，功名懋矣!然孔子褒其仁，而孟子卑其烈，苟卿以为学者所羞道，何耶?”策问中提到管子取得的功绩，而孔、孟、苟对管子的评价差异巨大，让士子们分析其中的原因。
两宋时期，《管子》典籍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之中，加及面临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并存、和战问题，统治者科举考核士子时，对管子的治国理政策略涉及更加宽泛，包括“四顺”之民本思想、“版法”之法治思想、“四维”之德治思想等。而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促使统治者在对管子进行历史评价时，更多参考孑L、孟、苟的评价体系和态度，以阐明儒家价值规范的准确内涵。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施行的人才制度是八股取士，科举考试只准在四书五经内命题，文体方面严格限于八股文。《论语》是八股取士的考核内容来源，孔子对管子“器小”的评价成为明清科考的内容。而前代科举所涉及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明清时期的科试中依旧关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对管子治国思想也进行考核和分析。
晚清时期，大清王朝衰败没落，西方思想逐渐向中国渗透，士人们在审视管子思想时，不可避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光绪二十年(1894)殿试策问中提到“盐铁之征”的问题：“盐铁之征，始于管子。论者谓其尽取民力，而行之数千百年，卒不能废。至汉武帝用孔、桑之法，与管子异矣。 ”要求应试者指出这项政策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