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有居功心理 ， 自以为正确 ， 但实际上 ， 他是犯了一些错误的 。 这是高敬亭与郑、戴、肖等干部不合的重要原因 。
郑位三在发现高曾在“肃F”中犯有一些错误 ， 向高指出后却引起了高的不满 。 戴季英到任第一天 ， 就发现了高不愿服从中央的指示离开大别山 ， 而是另有计划 ， 两人因此才发生了争吵 。
第三 ， 高家长作风 ， 管教不严 。 高敬亭案的导火索是4支队7团团长杨克志和曹玉府 ， 此二人曾是高的警卫员和秘书 ， 他们仗着和高的关系 ， 平日里就骄横惯了 。
39年5月20日 ， 他们更是直接带了两个班投奔桂系 ， 并在报纸上公然撰文献上忠心 ， 引起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 此事件之所以发生 ， 和高一贯的纵容和用人不明是脱不了干系的 。
事发后 ， 四支队内那些一贯对高有意见的干部 ， 如9团团长詹化雨和政委胡继亭开始反对高的一些问题 ， 事件不断发酵 ， 最后由杨曹叛变案发展成了一场对高敬亭的大批判 。 他的罪名有乱打乱杀 ， 任用亲信 ， 抵制中央的东进策略等 。
同年6月24日 ， 高敬亭被枪决 。
高案探究高敬亭尽管有错 ， 但将其处死 ， 说到底还是过于严厉了 。 这一点目前史学界已有定论 ， 且总政治部也已经正式发过文件了 。
但是 ， 谁应该为高案的过当处理负责呢？有人说是叶挺 ， 有人说是项英 ， 也有人说是组织决定的 。
我们这里恐怕很难给出一个为众人公认的答案 。 但从常理来推断 ， 以高敬亭的级别 ， 将他处死这件事不应该是单独某一个人策划的结果 ， 将其推给叶挺或项英这样的个体是不合适的 。 如果不是江北指挥部张云逸、邓指挥、戴季英、罗炳辉、郭述申等人的一致同意 ， 如果没有上级部门的批准 ， 这样重大的决策是很难做出来的 。
郑位三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7次接受调查组采访 ， 他对高的死是抱有一定的惋惜的 。 当时中原局朱理治也提出过上中下三策 ， 他认为把高送到延安学习为上策；把其升为副指挥 ， 并将他调离四支队为中策；直接撤职为下策 。
由此可见 ， 当时组织当时是犹豫过的 ， 也确实想过一些更保守的解决办法 。 但是为什么没有实行呢？“交通不便 ， 不能给送去（延安）”固然是理由 ， 但高敬亭本人无法获得组织的信任恐怕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
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 ， 高敬亭在四支队内威望高、资历深 ， 如郑位三所说 ， 如果他造了反 ， 可能要带走几百个干部 。 杨曹叛变就是眼前的事实 ， 2个月前的张国焘在武汉公然投敌也是事实 ， 叛变后的张到处联络旧部 ， 拉拢他们反水 ， 高作为他的旧部 ， 会不会受到此事的影响？
虽然郑位三也承认 ， 当时其实把他关起来教育几年是更好的 ， 但他同时也说 ， “杀了他 ， 就有把握挽救那几百干部” 。
按照郑位三的说法 ， 处死高敬亭的决定 ， 其实有一些无奈和不得已的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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