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聊聊电影】翻转的平成世代：《我们家》非常·主播|非常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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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用叙事的板模去看《我们家》这部电影，似乎很容易会把它归类成《脑海中的橡皮擦》、《明日的记忆》、《手札情缘》这种阿兹海默症的电影，甚至可以去想像最后剧中的角色和电影院的人哭得有多惨。但是，《我们家》却把这类型电影中几个关键的元素拿掉，让它变得与众不同，片中并没有主角和病魔搏斗的痛苦画面，也没有主角和所爱的人含泪告别的动人桥段，更没有一句像是「绝对不要忘了我」的高潮煽情台词。
因此，这个故事变得很简单，母亲的脑瘤只是一个「节点」，原本疏离的家庭成员因为「点」的出现而连成了「线」，最后，变成了圆。在这样的过程里，导演得以创造一种观众的「凝视」，让我们用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去省视「家」的意义，进而产生独特的生命互文。
【清远|【聊聊电影】翻转的平成世代：《我们家》】◎ 失落的昭和年代角色的破坏与转移
说起日本的「家庭」电影，小津安二郎在1953年的作品《东京物语》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它带领我们看见日本经济于此时正准备进入高度发展的荣景，却也透过子女离家立业的故事情节反映家庭的崩毁。此片一开始即描述一对夫妇搭上火车，兴奋地前往东京探视孩子，怎料这场「东京会」竟处处让人遗憾，夫妇俩就像累赘般的被踢来踢去，即便最后剧中母亲过世，返乡奔丧的子女也仅如处理公事般的敷衍致意，徒留寂寞的父亲安慰著自己要知足，让人不胜唏嘘。
看起来是个残忍的电影，但那就是昭和时代很现实的家庭结构：父亲为一家之主，每天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为了能让子女有好的生活；而母亲就是辅佐的家庭主妇，温驯地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当子女独立后，他们就脱离的原生家庭，开始新的循环。于是，在昭和时代的家庭中，父亲几乎是一人独走担任「大黑柱」，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这些伟大的父亲们撑起了当时的日本。
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东京物语》后的60年，在《我们家》中，可以看到世代交替下属于平成时代的另一种家庭风景。在母亲被宣告只有一周的性命后，扛起家里责任的是长子浩介，他不但四处张罗医药费、和妻子低头要求周转、承担家里破产的保人债务，甚至笑着和父亲说了声「加油」。原本昭和家庭中的「父权神话」已被逆转，父亲不再坚强，而是慌张地打电话给儿子问母亲要抽菸怎么办，哀求媳妇不要离开儿子的「软弱」角色，家庭的重心也正式由父母转移到了子女身上。
这种有趣的现象来自于家庭成员中「距离感」的改变。在昭和时代的泡沫经济氛围中，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是如《海螺小姐》中三代同堂的温馨画面，大家一起在饭桌前吃饭，父亲说著今天工作的辛劳，子女的梦想就是和父亲一样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大人。然而，《我们家》似乎完全找不到那种「围炉」吃饭的场景，父亲经商的欠款和逃避也使其根本无法成为家人的「榜样」，于是，原本家庭成员中「阶级」的距离感已不复存，取而代之的是子女对父母所产生的「模糊认同感」。这种当代的距离感，比昭和时代的距离感还难解。
◎ 无法舍弃的羁绊　家庭的重组与再生
面对这种因认同产生的距离感，必须先了解家庭成员间的「羁绊」是如何生成。日本人很喜欢用「绊」这个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难以言说的坚定情感，然而，这个字的语源实际上是来自「豢养动物所使用的绳子」，在某种层面来看是一种上对下因权力使然而产生的情感。这样讲其实也没错，家庭成员的感情一开始即是被「教导」出来的，爱家是一种被赋予的责任，等到儿女长大后，像《我们家》里结婚的结婚、外宿的外宿，原本理所当然存在家庭中的爱顿时就显得空虚了。
《我们家》最精彩的地方是当家族成员因母亲的病而重聚在一起，赫然发现理应存在的爱却消失了的那种尴尬感。次子俊平对哥哥说过这么一句话：「你可能觉得这个家现在才变这样，其实在你当茧居族的那时候，整个家就已经坏了。」我们可以在此回想一下自己和家人的感情，小时候大家一起吃饭、看电视、写作业，感情很好的样子，再想想自己上大学或出社会工作，一回家就想要关在房里看电影、逛脸书；跟父母抱怨不如跟朋友哭诉有用，花在自己事情上的时间总是比花在家里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