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走过120载的朵云轩珍存着传统文化艺术的真味( 二 ) 1993年

起初木版水印技艺的引入，或许仅仅是为了让出售的笺扇品质更为精良。没想到，木版水印技艺本身日后竟为朵云轩探出了一条新路，发展成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的再创造艺术， 2008年更是以“朵云轩木版水印”之名跻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无数工艺复杂的纸本或绢本中国书画都在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的印制之下，惟妙惟肖、几可乱真，被誉为“下真迹一等” 。其中有不少小故事令人哭笑不得，却恰可印证这门技艺的高妙。一幅齐白石的《青蛙》经朵云轩印制后，被人误当成原作收购了去。就连白石老人本尊都曾被朵云轩照其原作水印的《虾》“打眼” 。四五十年前，钱松喦从南京到上海朵云轩赏画，发现自己提供给朵云轩出版的一幅画竟在标价出售，颇为不解。直到没过多久，他收到朵云轩送还的原稿和木版水印复制品样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前在朵云轩出售的是复制品。
朵云轩成为城市的“文化客厅” ，与它以人情形成的亲和力、在社会名流文人雅士间建立起的密切关联分不开
朵云轩“书画之家”“江南艺苑”的美名又是怎样不胫而走的？局限于柜台上的生意，尤其是狭义的笺扇生意，显然是不够的。跨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朵云轩之于上海这座城以及城中人们的存在感，其实更在于其“文化客厅”般的意义。
20世纪初，沪上林林总总的笺扇庄相继演变为书画买卖场所，相当于今天的画廊，兜售并推广时人的书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所扮演的是一类重要的中介角色：社会名流热衷于到笺扇庄求购字画，尤当碰上婚嫁、寿诞之时；书画家们为了谋求生存、扬名立万，对于笺扇庄也颇为依赖。而朵云轩的这位孙吉甫，又格外注重以书画交朋友、求知音。凡有书画同好上门，总将他们请上雅座，端上香茗，与之聊上许久。收到好的字画，不忘邀上知音，展卷切磋，兴致来了，也会吟诗、赏曲、弹唱。日子久了，此处的往来者尤多，磁场效应益甚。
从某种程度上说，朵云轩的声名鹊起，与它以人情形成的亲和力、在社会名流文人雅士间建立起的密切关联分不开。严慈在《朵云轩史话》中记载，赵子云、王一亭、倪墨耕等书画界名流都是早年朵云轩的常客；大亨黄金荣、杜月笙都曾派手下来朵云轩购买字画；著名伤骨科中医石筱山几乎天天来朵云轩……
朵云轩也确为书画行业的发展推波助澜。这里代理的书画家，最多时达到数百位。他们的“润格”也即书画价目表，就挂在朵云轩的店堂上，一目了然，价目高低依书画家名气、技艺、尺幅甚至题材而不一。想求某某的字画，店员会替顾客向书画家直接“订制” ，生意一旦做成，朵云轩即可获得一定的中介费。据书法家李志贤透露，朵云轩1914年的胶印本《近代名人书画》中，内印70余幅名家书画作品，每幅作品之下，都明码标出“润格” 。这相当于一本商品广告册页，由此可见，百余年前的朵云轩已开始运用今天盛行的编印书画图录的方式来进行营销宣传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汪洵为这本册页作序时，对朵云轩广征名人书画，缩印成宣传册，供人按图索骥，方便选购字画，给予了由衷的赞扬，称其为“艺林中一快事” 。
对于不少书画家而言，朵云轩像家一样，不仅锦上添花，还雪中送炭——无论他们碰上艺术上的困惑还是生活上的难处，朵云轩多有办法。 1919年， 21岁的张大千从日本留学而归，来到上海，潜心作画之余，对自己的题跋书写很不满意，想找位名师习字。当时为他牵线搭桥的，就是朵云轩。张大千这才得以投拜著名学者、书法家曾熙门下，从此书艺大进，也借由书法进一步打开通往绘画的法门。章太炎在上海常以书法“润笔”补贴家用之时，朵云轩时常登门求字，不论取字多少，都留下润笔费50银元。 1929年中秋，得知章太炎生活拮据，朵云轩甚至帮助他支付了搬家的费用。沈尹默抗战胜利后从重庆来到上海时，也曾得到朵云轩的关照。当时沈尹默在上海的知名度有限，作品少有人问津， “润格”自然不高，朵云轩却不遗余力为他积极推广宣传。渐渐地，前来向沈尹默求字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段时间，朵云轩店员每天都要去他那儿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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