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红孩：水缸与灶台的距离这是昌平燕山脚下的一户普通人家

：原题为_新民晚报|红孩：水缸与灶台的距离。
秋日到郊区出游，午饭订在农家乐。去农家乐的次数多了，对一切大都熟视无睹。不过，这一次有一物件让我不禁生发许多联想和感慨。这是昌平燕山脚下的一户普通人家，我发现他家的农家乐后厨灶台旁有个大水缸。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或者说更早些的时候，农村谁家没有灶台，在灶台旁边没有一口大水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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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我家的水缸能有一米二高，上口口径大约有一米，这样的一口缸能盛满五桶水。在一般的家庭里，男人负责到村中的水井挑水，女人负责烧水做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父亲和我的距离，就是从水井到我家的距离，而我母亲于我，则是灶台到水缸的距离。长大后，我再审视这几方面的关系，发现除了年轮的变化，似乎一切如旧。我懂得，那个所谓的距离，就是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做母亲的责任。
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七八岁就琢磨家里的事。晚上睡觉前，我会看看街门插好没有，鸡窝关没关严实。当然，我关心的事还有很多。
有一年，我家的水缸漏了。这可把我急坏了，我跑得满头大汗去村办公室找我父亲。我父亲那时正当贫协主席，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管理知青、调解家庭矛盾和组织干部社员政治学习。父亲热爱他的乡村，热爱他的老街旧坊，他的政治热情无比高涨。我走进会议室，只见父亲正声音洪亮地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冲父亲扬扬手，父亲看了我一眼，右手有意地向下按了两下，那意思是先别说话，等等。见此，我只好坐在一块砖头上等。大约念了五六分钟，我以为他念完了，便不由站了起来。谁知，父亲并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顺手又拿起一本《红旗》杂志，翻了几页，然后清咳了几声，又开始极其庄重地念了下去。那一刻，我被父亲的庄重震慑住了，从此知道，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我极不情愿地跑回家。进得家门，发现母亲正找来一个修锅焗缸的师傅在补那个水缸。只见那师傅把大缸一点一点地旋转到屋外，在阳光底下，他拿着一个陀螺样的东西，在缸底裂缝处两边各打六个眼，随后将六颗门钉牢牢地钉住，再抹上一点儿腻子。晾了大约半个小时，师傅便又一点一点把大缸旋转进屋内，放置在灶台旁。师傅对我母亲说，缸刚刚补好，不能受力太重，最好先放两桶水，等过几天再盛满。这时，我母亲冲我嚷道，你去办公室找到你爸爸没有?我说，找到了，可是他在念报纸呢?我母亲一听感到很气愤，埋怨道:天天念，念完了能把缸补好不行?你再去找他，你就问是吃饭重要还是学习重要!
母亲的话自然是气话。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对于识文断字的父亲还是高看的，更何况父亲还是村干部。几年后，父亲当上了村支书，我给母亲开玩笑说，您以后在外面说话可要注意了!我母亲则说，管他是谁，谁也不能限制我说话。
水缸不仅可以用来蓄水，还可以腌咸菜。北方农村家家都腌咸菜，主要是腌苤蓝、萝卜、雪里蕻，也有渍酸菜的。我比较喜欢吃我母亲腌制的雪里蕻，特别是在冬天，将带着冰碴儿的雪里蕻从缸里捞出来，切成碎末儿，炸上花椒油一炝，相当好吃。
2000年春节，我那时在北京通州买了商品房，只有节假日才回郊区的父母家探望。虽然只有十几里地，开车也就二三十分钟，可在父母的意识里，我现在已然是城里人了。在母亲的眼里，不论我住到哪里，都得吃上她腌的雪里蕻、泡的腊八蒜。说来也巧，我以前回去一般都坐出租车，而这一年春节的前几天，我和爱人突发奇想，说我们今天骑自行车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