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有所作为|古埃及文明在辉煌和理性中泯灭的悲哀古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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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在当时的世界上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宗教文明上，拿出了我们后世也自愧弗如的巨大魄力。
以我们最为熟悉的金字塔来举例，为了修建这些象征着彼世，象征着死亡与神灵的精神产物，他们穷尽了数以万计的埃及人民的心力。确实，埃及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是古代专制社会的巅峰。可是，在埃及世界里，由法老和僧侣主宰了一切的事物，包括理性。在埃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由权利来决定，没有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这真的太令人遗憾和悲哀了。
所以，当我发现希腊是在埃及势力盛大的时期出现萌芽时，心中有着难以言说的震惊。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在这样一个专制黑暗的社会中，在这样腐烂的土壤上，竟然能够长出出希腊“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的鲜花。
当然，这是之后的事情了，我们今天重点来讲一讲埃及这个“放任的野蛮”是如何在古代社会肆意生长，它的国家权力又是如何一步步扩大，以及它的存在究竟是人性的劣根性还是时代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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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壁画
一.为什么埃及形成如此严重的专制社会？
光看到一粒种子，并不能知道它将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这句话并不是一直通用的。我们能够通过埃及社会早期的雏形，去推演它后来的专制荒谬。不论是埃及，或者其他同一时期、古代的辉煌文明，无一不是专制社会，有一个君王来统治，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命运，一切都交在一个人的手中，任凭其发落。
这个时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集权最为严重的时期。而埃及，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法老，是整个埃及国家至高无上的王者。说起埃及的专制社会，必须先介绍一下它的权力机构，除了法老，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掌权团体就是僧侣。具体而言，在特定时期，或者法老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僧侣的权力甚至高于法老。这样的局面或者说这样的专制社会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埃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早期的生活生产方式，由此奠定了专制集权社会的基础。
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为埃及带来了宽广松软肥沃的平原耕地。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埃及人自发集结在一起形成了小部落、小群体。早期的埃及只是一个小国寡民的国家，由于耕地充足，他们的生产力优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面对外来敌人的侵犯时，埃及人民为了凝聚国家战斗力，建立了许多统一机构。这些机构，在后来成为了维护王权和专制统治的“爪牙” 。早期的埃及社会开始由奴隶制社会过渡为封建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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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地理位置
在这之后，埃及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不过，与此同时，阶级矛盾也愈演愈烈，上位者和下位者的冲突难以调和。为了巩固统治，加强王权成为必不可免的政治手段。于是，僧侣开始逐渐登上国家舞台，因为王权不够稳固，需要“神化”成神权。
第二，埃及人民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无力反抗掌权者
你能想象吗？有一个国家，国家的人民竟然不是因为生命而感觉到喜悦，他们注意的竟然是“死亡” 。对比希腊，有这么一位专家这么评价希腊人“活力，而不是活着。 ”两者简直天差地别，这是因为什么？其实和佛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今生受过的苦难，是为了来世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