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以光影书写二战史的视角变迁( 二 ) 在国际影坛

之前听过一个故事，二战后的巴黎一片废墟，有个美国人看到这样的场景忍不住问一个巴黎人：你看你们能重建家园吗？巴黎说：一定能！美国人问：您为何如此肯定？巴黎人回答道：你看见破败的地下室的桌子上还放着的那盆花吗？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处在如此惨的境地，还想着在桌上摆上一盆花，这样的民族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电影《最后一班地铁》就是一朵在法兰西文化土壤上开出来的花。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沦陷中的巴黎。由于实行宵禁，所有居民必须在最后一班地铁开过前赶回家中，包括剧院的观众和演员。著名的导演和剧院领导者吕卡·斯坦内因为是犹太人，在新戏《失踪的女人》即将上演前自己却不得不在剧院中失踪……新浪潮导演特吕弗在晚年通过该片回归到曾被自己鄙夷的古典主义叙事风格，电影将“轻”与“重”拿捏得恰到好处。比如，影片刻画了战争再残酷，法国人民的骨子里依旧有着极致的浪漫。哪怕飞机在天空盘旋，人们还是要去剧院排队看戏，娱乐场所里打扮时髦的人们还是照常喝着红酒聊八卦，剧院老板娘因为在黑市买到了大只火腿而开心不已，年轻姑娘忙着试镜寻找成名的机会，人们最大限度地寻找着生活的乐趣，努力不让战争打乱这一切。浪漫的法国人对德军是极为鄙视的。他们不是不反抗，而是将反抗融入了日常生活中。剧院老板娘厌恶那个跟德军紧密往来的采访人员；街头上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孩子被德国军人摸摸头，就让他立刻回家洗头去；人们在家里的花园偷偷种植烟草；剧场风流不羁的男演员暗中为地下组织提供支持；女主角为保护丈夫让他躲在地窖里躲过德军的搜捕等等的众生相是多么精彩。就连由凯瑟琳·德纳芙饰演的玛丽安，在替丈夫维系剧院时遇到了德帕蒂约饰演的男演员，并不可避免地发展出一段感情的故事主线，都没抢了那些群戏的风头，《最后一班地铁》白描式地反映了巴黎敌占区人民的日常生活群像，有压抑，有眼泪，也不乏人间欢爱，这是法国人骨子里一贯的浪漫与热烈。

“逝风无限，生生不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已经不在了。 ”上世纪80年代曾经引进国内的日本影片《风雪黄昏》，则用一曲普通人的爱情悲歌，来表达明确的反战思想。影片开头就有一段话：我们和敌人无冤无仇，但却要杀他们，可他们不也有父母孩子吗？……这场战争是错误的。这是经典的银幕情侣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的代表作。这部影片与另一部同样由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主演的电影《绝唱》几乎可以互为参照。因为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紧张的时期，也都诉说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被战争碾碎的命运遭际。从故事来看，两部影片都不复杂。《绝唱》讲述一对突破了阶级差异私奔到一起的青年男女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一纸征兵令的到达却再次让两人分隔两地。夜夜思念远在战场上的顺吉的小雪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在悲伤中唱着两人约定的歌谣，走向生命的终结。《风雪黄昏》则更低沉悲伤，讲述了达郎与节子在相互交往中产生了感情，但此时节子得了肺病，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让达郎心无挂碍地离开自己，节子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明知再无相见的可能，节子与达郎诀别……女性网战争结束后，返回东京的达郎独自面对再也见不到爱人的结局。从基调上来说，《绝唱》稍暖一些，小雪在病中始终相信顺吉终会活着回来——这种在濒于绝望中的希望使影片表达的爱情故事有了强大而坚韧的生命力。而《风雪黄昏》恰恰相反，男女主角互诉了许多的希望，但现实证明了爱情只不过是风中的烛火，最终因战争化为了掌心的一片灰烬。总的来说，这两部日本出产的反战电影，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刻画出了个人和家庭在战争裹挟中的无力感。无论是“绝望中的希望”还是“希望中的绝望” ，两部影片的艺术感染力都在“隐而不发”的悲愤中走向升华，最终换来一声深深的叹息。放到今时今日来看，这两部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所呈现出的反战意识，都跳脱了政治的局限，切中了人性的高度，尽管仍带有“我们也是受害者”的意味，但已经是日本反战片中态度诚恳、质量上乘的佳作。刘广宁配音的小雪和那首著名的《野鸽子之歌》也已成了一代国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随着世纪的交替，新一轮的“历史记忆”伴随着反思的全面化过程，二战的很多问题也面临着某种意义上的再次评价。《生死朗读》便诞生于这样一种思潮中。 “亲爱的汉娜，你是我终生挚爱，这让我庆幸，也让我痛苦。你给予了我爱所能及的一切感受。原谅我的懦弱，我无法破解那些横在你我生命中的难题。我愿为你奉献一切，但却无能向你张开怀抱。我不愿说我是你的爱人，但我愿为你朗读。汉娜，这世上有许多能力需要掌握，可唯有爱这一样，只需感受。 ”根据德国著名作家施林克同名小说《朗读者》改编的电影《生死朗读》讲述了一名少年与纳粹集中营女看守汉娜之间的情爱纠葛，影片展现的视角，即使放在整个二战题材中来看都是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