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陆磊建言十四五金融政策：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开放( 二 ) 人民币国际化|经济|中国|政策|宽货币|

第二，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背离，发达国家主动宽货币引发了新兴市场被动宽货币，而且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跨境的资本流动，即溢出效应。
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时期的货币政策挑战
针对上述两大挑战，陆磊对此有三个观察与反思：
第一，观察到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这就促使重新思考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战以后的宏观经济学表明，货币高增长最终会导致高通货膨胀，但是在全球宽货币、低利率时代，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层层加码，但通胀作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的时代却几乎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平坦的通胀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说明现在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得非常弱，即便投放货币，为什么没有出现双循环性的通货膨胀？投放货币还有什么用？
与此同时， 150年以来，经过历次的金融危机、大萧条和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滞胀。但这些时刻往往是供给侧创新的时代，也就是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在需求端政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体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可能触发某种创新。
第二，物价与股价的陡峭化。 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深刻改变了全球金融格局，放松监管科技革命催生了金融市场的繁荣，美国股指和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快速扩张，尤其是2008年QE以来的上涨幅度明显快于实体经济增速，宽货币、低利率是否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第三，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会如何。每一次发达经济体调整货币政策，会导致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乃至货币市场、汇率发生明显波动，这也就是常说的“溢出效应” ，也有学者认为这叫“剪羊毛” ，如果这种格局暂时不能发生有效改变，新兴市场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冲击？
陆磊表示，《报告》中运用了“三元悖论”的理论来进行分析，所谓三元悖论也是指一个经济体无法在货币政策自主权、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汇率基本稳定之间三者兼得，最多只能得其二。
过去中国是如何应对的？陆磊总结称，第一，在宽货币搭配利率上行阶段， 2002年中国做了一系列改革， 2005年到2008年，政策利率由2%上升到3.5%左右。市场利率，即银行间市场7天回购利率由2%上升到4%左右；第二，在宽货币搭配利率下行时期， 2014年随着QE的退出，中国告别了被动输入性的宽货币时代，进入到主动宽货币阶段。 2015年到2019年，市场利率由超过5%的水平下降到2.5% ， 2020年以来的市场利率进一步下降到2%左右。
什么叫货币政策自主权，货币政策自主权如果必须考虑经济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是否还应该考虑国际收支平衡？陆磊认为这是未来五年理论和政策界必须持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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