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山梵静|也是官员身后的恩典，宋代佛寺声钟丧俗：既是礼法和信俗的碰撞( 二 ) 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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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佛教声钟丧俗是一种常态行为宋代平江地区佛寺击钟习俗较为盛行，庄绰在《鸡肋编》中称“时慧日、东灵二寺，已为亡人撞无常钟” 。
声钟对象仅是亡人，并非后来的王公贵族和高品大官，也未曾征求诏令允许，且除了丧俗声钟，亦还有出声敲响的长生钟，更是印证了平江府声钟的普遍行为。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 “浮屠法”火葬和参举佛事也多用于民间的丧俗活动中， “浮屠法击钟”在丧俗文化中逐渐常态化，凡有逝世之人，可请佛寺撞击无常钟，这也从一定程度可以说明此时佛寺声钟并没有被圈划入皇家的仪礼队伍，还存在一定的自由和随意性。
2.政策转变和士民无限制击钟
北宋政权巩固之后开始从礼俗方面进行相关统一和严格规定，从太祖开宝三年十月诏令“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 ，到太宗七年正月“重定士庶丧葬制度” ，表明了宋初丧俗仪式里逐渐在混合了佛道丧葬元素。
击钟在丧俗活动中逐渐常态化和普遍化的前提下，佛寺受理申请后，撞钟不论人士，不论昼夜，声钟若干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民的日常生活和官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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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北宋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大量膨胀，在京的老弱退休官员不在少数，老龄化程度大，击钟的比重大，士民阶层纷纷效仿，又加之佛寺无限制，最后彻夜钟鸣，困扰巨大。因此，真宗景德时期不堪重负的官员奏请对佛寺击钟给予限制。
3.威仪思想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国家层面宋代政治威仪思想膨胀，等级观念进一步强化，皇室和官员丧仪与受封成亲等重要仪式被纳入国家礼法制度之中，在实际操作中严格执行。
官员层面自我意识觉醒，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日趋完善，使得科举成为选官任职的主要途径， “布衣草泽，皆得充举”直观展示了无论是官职的数量还是类型都呈递增趋势的现象。
宋代的冗官问题著名。王权为了制约众多官员们的权力，官监官，官管官，官员之间的等级制度也越发明显，而从生前的官职和身后的丧葬待遇都是极好反映帝王重视程度的考据。
随着佛寺声钟制度化和象征性，佛寺声钟丧仪实施逐渐从京师士民变为部分五品以上的官员，进而衍化成国丧独有的特殊礼法制度，反映出北宋时期平民化的佛寺声钟丧俗转变为一种象征皇家威仪的制度化的特殊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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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声钟丧俗凸显了宋代社会的发展
1.儒、释文化在冲突中不断调和
一方面正因为宋代士民在流离磨难中走来，原有的国家观念和精神信仰已被摧毁，《荀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 ”
生离死别永远是挣脱不了的枷锁，在活着已经很难的情况下，惟愿死后能洗去罪孽得到解脱，在士民们这般的心理诉求下，佛教的声钟丧俗得到大量认同和普遍行用。
另一方面，宋代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初期政策上对“道、释威仪”禁用，但后期在逐渐转变中与佛教声钟丧俗融合。至赵宋政权渐趋稳固后，社会太平稳定发展井然，国家政治威仪思想开始膨胀，将“佛寺击钟”纳入礼法制度之中，正式掀开了佛寺声钟丧俗的制度化开端。
也正在是普遍行用和制度突变的冲突中，制度的禁行并不能有效地覆盖完辽远的国土，越远离京师的地区士民受到的制约和规范越有限，令行禁止无法彻底实现，唯有如《周易》核心“保合太和”一般在冲突中力求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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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教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宋代重文轻武，儒学继续得到重视飞速发展，如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对社会影响巨大。清代学者纳兰性德也曾说：“宋之群儒,经义最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