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雅历史小知识|从粮价奏报制度看清王朝的兴衰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导

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粮食价格的起伏与波动影响着王朝统治的稳定，纵观历朝历代，以清朝最为重视粮食价格。自康熙以来，逐步形成了粮价奏报制，并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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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苏州织造李煦作为康熙帝的耳目向皇帝上奏《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奏报中称：
“目下米价亦平，粗者七钱上下，细白者九钱、一两不等。民情安堵，共庆天庥。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仰见皇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之至意。敢就所知，谨以奏闻。 ”
在这里，李煦有“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之语，可见那时尚无织造奏报粮价之制。但李煦此举深得康熙帝的好评，他在朱批中写道：
“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让人知道。
当然，康熙帝了解江南粮食价格的主要渠道并非是三织造。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康熙帝在一道谕旨中称：“朕闻广东米价腾贵，每石卖至一两八九钱至二两不等，将军管源忠亦因米贵具折奏闻。 ”由此可见，当时康熙帝了解地方粮价的渠道应该是各省八旗驻防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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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元年时，乾隆帝曾有谕旨：
“各省督抚具折奏事时，可将该省米粮时价开单就便奏闻，不必专差人来。 ”
这道谕旨说明，乾隆元年之前，各省督抚已有奏报所属地方粮价，并常专差奏报。此后，督抚奏报粮价的制度形成定制而延续下来。
从现存的档案资料来看，从康熙后期至道光初期，粮价的奏报主要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
1 ，总督巡抚例行奏报外，布政使、按察使分别奏报；
2 ，漕运总督与两淮盐政具奏；
3 ，八旗驻防将军的奏报；
4 ，各省提督、总兵也有奏报之权；
5 ，税关监督的奏报；
6 ，织造的奏报；
7 ，官吏出任、赴任与觐见皇帝的奏报。
清朝前期，皇帝对于来自各种渠道有关粮食价格的奏折多为亲自批阅，不假手于人。现在保存的道光以前的大量朱批雨雪粮价的档案，可以证实这一点。如乾隆六十年，乾隆帝已是八十五岁高龄，仍亲自批粮价奏折，发出相应的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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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贵州布政使贺长庚奏报地方粮价，乾隆帝认为：
“米粮时价原系长落无定，况该省现有军务，各属粮价未能平减，今该藩司一律填注中平，与上月相同，只一二处各不同，未免疏忽，未足凭信” 。
可见，乾隆晚年对地方官吏的奏报并未全然相信，还能发现、提出一些问题，以防粉饰、疏忽之处。这也说明当时虚报、粉饰之情相当严重。
二
清朝统治集团对于各地粮价出现波动，早期或多或少能采取一定的行政、或经济措施加以适当调节，稳定粮价，这也是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
调节地区间的有无，促进粮食流通，是解决生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措施。乾隆十三年五月，清廷采纳一位御史的
“请饬各省，除边门海口，原应巡查毋许透露外，其内地务宜流通”
的建议，通行各省督抚，允许粮食流通。乾隆十四年，江苏豆价一度上升，清廷令山东巡抚查照旧例，听商贩豆，由海运至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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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意调剂”是清朝经常采用的办法。乾隆十六年，浙江歉收，为此“广开海禁” ，准许粮商贩卖粮米至温州、台州、处州等地。
对于灾区、歉收之地方，清廷更着意调剂。清政府曾规定对贩运米豆至灾区者，免纳关税，以期商贩粮食，而裕民食。但因需验票，出现“胥吏需索，倍于纳税” ，只得取消免税之优待，照旧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