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集体诉讼启航，“康美们”迎投资者索赔大时代( 二 ) 集体诉讼|康美药业|顶格处罚|证券法|最

“对于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的证券民事案件，投资者保护机构依法及时启动特别代表人诉讼。 ”证监会提出，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先行在被告具有一定偿付能力、已被有关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裁判等案件上进行试点诉讼，积累经验，主动探索引领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
随后， 7月31日晚间，投服中心发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特别代表人诉讼业务规则（试行）》（下称《业务规则》），明确七大要点内容，指引投资者参与特别代表人诉讼。
其中包括，明确投服中心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实施过程包括内部决策和具体实施两个阶段；明确投服中心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公益属性原则，关于法院依法向原告收取的诉讼费用，投服中心作为诉讼代表人向法院依法申请减交或免交等。
“典型大案”先行
最高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为集体诉讼大规模展开创造了条件。《规定》出台后在法学界也引发热烈讨论。
8月1日，彭冰撰文称，《规定》对于中国版证券集体诉讼的发动规定了“法院发动、投保机构选择”的原则，但分析可以发现，法院发动是虚的，投保机构选择是实的。
投服中心《业务规则》规定了四条案件选择标准。一是有关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判等；二是案件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具有示范意义；三是被告具有一定偿付能力；四是投服中心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形。
在彭冰看来，对受害投资者来说，无论案件是否重大、社会影响是否恶劣，都受到了违法行为的侵害，投资者的损害是一样的。 “并不是因为康美药业造假300亿，案件重大、社会影响恶劣，投资者就更值得保护，而另一家上市公司只隐瞒担保事项10亿元，案件没那么重大，社会影响不怎么恶劣，其投资者就不值得保护。 ”他称。
另外，对于“被告具有一定偿付能力” ，彭冰认为，面对诸多当事人，在事前判断哪一个是有钱的“深口袋” ，可能甚为困难。
不过郭雳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纠纷集体诉讼机制，实际上包括两类，除了特别代表人诉讼，还有普通代表人诉讼。 “目前大家普遍关注前者，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创造，但其实有必要完整考虑和把握这两个机制，因为两个机制的并存，实际给了投资者保护更为丰富的选择。 ”他对采访人员表示。
在郭雳看来，《规定》总体上做到了三个平衡，即制度创新与依法合规的平衡，诉讼效率与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平衡，法院实体审查与诉讼正当程序的平衡。
“从投服中心发布的试行业务规则来看，是有较大的解释空间的。未来到底运行如何，可能还要等几年才能更好地评估。 ”汤欣对采访人员表示，在美国，原告律师往往也是挑选数额巨大、被告有偿付能力的案件提起集团诉讼。
除希望提升诉讼发动的公平性外，采访人员在采访中，也有专家呼吁，由于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决目前仍是投资者索赔的前置条件，所以监管层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就尤为重要。 “该处罚时就依法处罚，不能以行政监管代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学专家对第一财经采访人员称。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监管层对“零容忍”要求的落实，预计将有更多案件进入处罚或裁决阶段。证监会7月31日通报称，近日已将10起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涉嫌证券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数据显示， 2019年至7月底，证监会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等案件24起，包括康美药业财务造假、天翔环境（300362.SZ）实际控制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典型案件。
“根据投服中心的案件选定条件，康美药业、康得新等财务造假大案都比较符合发动特别代表人诉讼，也就是中国版集体诉讼的条件。 ”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学专家表示，但具体对哪家公司发动诉讼，投保机构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存在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