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她将“同性恋是病”告上法庭( 二 ) 同性恋|告上法庭

【文中图片】
2013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关于同性恋的描述。本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文中图片】
2013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就在上一年年末，暨大一位男同性恋学生，因抑郁症跳楼自杀，遗书中向父母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内心的苦闷。
西西忍不住想，那个男孩是不是也看过这本教材，在偏见和歧视的包裹中无法呼吸。
2014年，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抽取国内90本高校心理健康类教材，发现2001年后出版的31本教材探讨了“同性恋是不是病” ，约41%认为同性恋是病。
西西觉得，教材通常是人们了解同性恋、同性恋者认识自我的依据，错误内容会加深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歧视与校园欺凌，影响同性恋学生的心理状态、自我认知和行为——她的一个同志朋友被父母逼着接受治疗，就是因为父母从书中看到同性恋能矫正。
西西决定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编者发邮件，反映书中的问题，没有回复。之后给编者和暨南大学出版社寄了封信，希望出版社就书中内容公开致歉，再版时做出修正。
【同性恋】她将“同性恋是病”告上法庭。依旧没有回复。在给编者和出版社打电话也无效后，她找去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告诉她，同性恋是否属于性心理障碍是学术争议，编辑没有能力判断，应该和编者联系。他们已将信抄送给编者，编者会将相关内容与法律条文进行比对。
西西再次联系编者，编者承诺会公开回应，但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16年7月，西西和朋友到暨南大学出版社和编者工作单位送“鸭梨” ，以及一封300人联名的信，希望出版社能处理这本教材。

【文中图片】
西西和两位朋友给暨南大学出版社和编者工作单位送“鸭梨” 。
她没有等到回应。
那时，另一位女大学生联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及编者，反映《刑法学》中有“恐同”内容，对方很快就回应了，说下一版重印和新版本中会更新。
这让西西觉得“不能够算了” 。秋白和其他行动者的经历，让她看到，即便面对狭小的对话空间，也能不断争取。
那年9月，秋白第三次起诉教育部案开庭。西西带着十几本“恐同”教材奔赴北京，想见证这个时刻。
那一天，北京阳光灿烂，二十三个同志朋友赶来旁听。西西没有旁听证，便将教材摆在法院门口展示，有媒体拍摄，就配合采访，指出书中问题。这让她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个重要时刻，贡献了绵薄之力。
回广州后，她策划了一场《命名：是谁在书写与定义同性恋》的展览，希望以艺术方式引发公众对教材“污名”同性恋的关注。
举办前两天，辅导员找到她，表示如果不取消就要告诉她父母。
西西不敢向父母出柜， “他们肯定很难接受” 。她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从小家教甚严。初中时，母亲发现那个要好的女生从后背抱了她一下后，严肃地质问“你们是在搞基吗？”她慌忙否认。后来看到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纪录片，父母很不屑， “同性恋那么变态” 。
西西最终取消了展览，不过还是偷偷办了场没有观众的展览，发在个人公众号上。

【文中图片】
西西举办的非公开展览，希望以艺术方式让公众关注同性恋议题。
这之后，她和秋白、志愿者整理出47本含有“恐同”内容的教材，一一联系出版社和编者，收到了不少积极的回应——其中20本教材的编者（或出版社）表示会修订这部分内容。
有编者回复， “将同性恋归为‘性指向障碍’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在给学生讲课过程中均已为同性恋正名，并会就同性恋的原因、目前世界各国的现状及立法等情况向同学们介绍和讨论，让同学们正确地认识同性恋。 ”
为了改变一本教材
决定起诉前，西西考虑了一个月。
2016年10月，一位关注秋白案的律师联系她，问她是否愿意起诉暨南大学出版社，以诉讼方式获得回应，同时延续秋白案对“恐同”教材的讨论。
西西有些顾虑， “自己真的能承担这份责任和风险吗？”
但她不想因恐惧而放弃，她也心存侥幸，父母平时不爱看主流媒体，应该不会知道。她还主动找学院书记讲了自己的想法，请求不要告诉她父母，书记劝她不要起诉。
西西恰是那种“越施压，越会去做”的人。
她从京东网上买了一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之后委托律师以侵犯消费者权益为案由，向暨南大学出版社所在的法院提起诉讼。由于难以证明教材直接侵犯了消费者权益，法院不予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