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独家专访盛斌：疫情改变国际贸易格局，人工智能成关键技术( 二 ) 影响|人工智能|生产的|趋势|格局|全球|

另外，在国外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判断和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时代结束了。但我认为，不该这么悲观：全球化的基本动力和条件还存在，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依存性和一体化过程，但这个进程可能变慢，进入到“慢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在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它的认识要更加全面，而目前我们所经历的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这两件事情，都会对全球化的进程及其政策有一定的修正。
复杂GVC生产受冲击更为严重
第一财经：您在论文中提到，短期内复杂全球价值链(GVC)的生产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比简单GVC更为严重。这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盛斌：GVC贸易分为简单GVC和复杂GVC 。从生产角度讲，简单GVC是在中间品输入进口国后，被当地用于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在贸易上体现为一次性跨境出口或进口。举例而言，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钢铁、化工品）这些都属于简单GVC 。
复杂GVC指的是，一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中间品用来生产新的中间品，然后又返回了出口国，或者又出口到第三国，在贸易上体现为两次及以上跨境出口或进口。复杂GVC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手机等电子产品，以及汽车、飞机等制造业。
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对复杂GVC影响大呢？就是因为它是多国生产，要多次跨境。在此种情况下，由于疫情所造成的延误和障碍更容易造成供应链中断或破裂，而且所产生的成本增加的效应会被放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属于复杂GVC的行业，从跨国公司的预期利润、对外投资流动以及贸易数据上来看，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其实也是最大的。
因此，复杂GVC在价值链重构方面的国内替代性发展，有可能就被作为一个重点了。
第一财经：在多次跨境的GVC这方面，中国在全球占的比重是多少？
盛斌：2017年的简单GVC和复杂GVC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分别是7.3%和5.5% 。中国相应的比例是4.9%和3.3% 。
中国近十年来在价值链的上移，有上升趋势，但总体来讲幅度不是很大。这主要取决于创新能力。微笑曲线两端的攀升速度，还是受国内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影响。另外，中国作为大国，产业范畴也广阔，不会将资源与人力都集中在高端产业上。相反，小的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会上升较快，因为它必须将资源集中于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或服务，从而形成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专业化优势。
第一财经：疫情中，各方应当如何尽可能抵消生产中的“牛鞭效应”？
盛斌：“牛鞭效应”是一个管理学概念，即处于价值链上游的供应商往往维持比其下游厂商更高的库存水平，因此疫情所导致的下游需求萎缩，将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到上游供给，从而导致更严重的混乱与波动。因而这种国际贸易的影响，会产生连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国际贸易的增长量都要大于全球产出量。但经济形势恶化时，全球贸易的萎缩量也会超过产出下降的量。
这种影响从现实当中不会消除，但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减缓。主要方式是上下游厂商要进一步增强信息共享，也包括要增强对产出的预测，即你到底需要生产多少？由下游生产多少来预测决定提供多少上游产品，预测越准确，这种“牛鞭效应”带来的波动性就越低。
但是完全做到零库存不容易。虽然很多跨国公司崇尚“准时制”生产（just in time）或“精益化”生产（lean-in supply）理念，但想真正做到零库存，消除系统中这种冗余的目标并不容易。
疫情改变国际贸易格局，人工智能成为关键技术
第一财经：新工业革命和可持续发展等挑战，已经推动国际生产体系走向一个拐点，比如跨境投资停滞不前、贸易增长乏力、全球价值链增长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似乎加剧了这一转变。您认为未来影响国际生产的新工业革命关键技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