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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不能确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是否会更加可持续和公平。但许多人认识到，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所称的“自由精英资本主义”必须做出重大改变，以应对系统性挑战：不仅仅是气候变化，收入、财富、福利和权力的不平等也日益加剧，（这些挑战）在美国尤为如此。极端的不平等和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对市场资本主义构成了生存威胁，而最近美国城市发生的反对种族主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也加剧了这种紧迫感。
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指出，政府可以在经济进程的三个阶段针对不平等问题采取措施。生产前阶段，政府政策可以影响教育、健康和财富等方面。生产阶段的干预可以影响就业机会的创造、岗位种类、技术变革的方向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而诸如税收和转移等生产后政策可以重新分配劳动力和资本收益。
尽管决策者通常主要通过事后再分配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但许多人意识到，资本主义（继续）生存需要范式的转变。
诚然，政府可以更多地依赖于生产阶段的政策，这些政策要求加强公私合作，以确保企业抗衡影响其就业、投资和创新决策的外部负面环境因素。这些措施可能包括产业和创新政策，以促进补充而不是替代劳动力的技术发展。此外，劳动法规、最低工资和共同决策可以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而基于地方的贸易政策则有助于优化创造良好就业机会的条件。
但是，尽管这些干预措施可以极大地改善现状，但它们仍无法解决最明显的不平等根源：家境。
哈佛大学的拉杰·切蒂等人的研究表明，在美国，一个人的家境（包括种族，家庭结构，地理位置，父母的财富、收入和教育程度），对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的预期寿命）有着强烈的决定作用。继承不平等先于人们参与市场后的不平等，并且前者的影响会在人们的一生中不断提升。
我们应该广泛认为继承不平等是不可容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如果不知道自己会是谁的孩子，那么有哪个理性人会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纵容不平等的社会里？在“无知之幕”理论下，每个人大概都会选择一个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社会契约。
政府政策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种族、性别、家庭或出生地。但是，平等继承财富的措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完全）抵消继承不平等出现的机会。
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达里克·汉密尔顿和杜克大学的桑迪·达里蒂建议，美国联邦政府应按照家庭财富的比例，给予每个新生儿一个信托基金。这些“婴儿债券”会被动增长、不断复合，在新生儿18岁时便可以赎回。考虑到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的交叉性质，尽管实施时间要持续多年，但这种方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以适度的即时成本消除美国的种族继承财富差距。
这绝不是唯一的此类建议。 201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阿特金森呼吁征收高额遗产税或最低限度的继承，为所有成年公民提供资本捐赠。这一想法也得到了米兰诺维奇的赞同。
同样，著名对冲基金经理雷·戴利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建议，若纳税人持有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获得救助的公司的股份，应把这些股份集中到一个主权财富基金中，定期向所有公民发放股息。罗德里克还提议建立债务融资的公共风险投资基金，收购关键行业和技术的股权，并以社会创新红利的形式分配利润。
显然，社会有充分理由给予公民一笔既能反映他们不可剥夺的尊严，又能反映社会对公共投资回报的资本捐赠。但是，社会将不得不决定这类捐赠的归属、规模、累进税、资金和使用限制。
例如，婴儿债券所需的前期资源远比向年轻人提供的资本拨款少得多，但要改变财富分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此外，大多数提案将禁止立即赎回资金，并限制该项资金仅能用于教育和住房等目的。经济状况调查将降低此类政策的财政成本，但也会带来行政成本、社会成本、政治成本和激励成本。要在这些标准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就需要（社会）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