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之风|“二王”流行书风之缺失( 三 ) 新世纪以来

颜书相比王书，虽折笔较少，但笔按下力度大，且运笔不虚，动作暗过，故筋骨不在王书之下。中唐张旭、怀素书亦然。赵、董之书虽追求清雅、清淡，但以牺牲追求更厚重、更有力为代价，此雅、淡不同于经历绚烂之极之平淡，属小家碧玉。中国传统审美中所谓之“雅”、“淡” ，其实仍有层次高下之别。清秀而雅，力虚而淡，此为常然；力作用加大，筋骨显现，常常会破坏雅、淡，故若欲求筋骨而能雅、淡，则须以柔辅之；力度愈至雄强，用笔愈易至暴躁，此亦多数求雅之人不愿为之，但雄强、厚重甚至苍茫而又见古意盎然，则非轻盈之清雅者所可比拟。此非至柔之融于至刚不能至也。
从技巧上讲也为至难：笔锋轻盈入纸，入力不大，使转相对方便；入力加大，笔锋阻力明显，气易不清；入力至笔锋大部分按下，运笔极难使转，笔毫易致破败，此时如仍能驾重若轻，随心所欲而不致暴躁，且运笔过程动作丰富，则厚重、凝练而古雅备至。此乃笔者反复实验之心得，同道或亦可实践感受之。
当今学王书家，其实大多承继了孙（过庭）、赵（孟頫）、董（其昌）及《阁帖》使转之法，而于唐摹本王书手札、《集王圣教序》之骨力多不能及。更有甚者，以为王书之方、折、顿笔乃摹、刻所为，则为笑谈。以唐摹刻之精微，岂能将其易圆为方邪？！《阁帖》为宋本，宋时所见王书已不及唐时可靠，且宋人多喜篡改，加入己意，此《阁帖》中各家风格相近可资一证。而方笔在南北朝墨迹写经中时有出现，碑刻中更是司空见惯。
虽刻碑也有使点画变方可能，但方笔绝非碑刻衍生物，而多在毛笔书写时已然存在（从方笔较强的碑版如《张迁碑》、《爨宝子碑》中我们看到其圆笔镌刻相当自然，可见这类碑版方笔非刀工不善之故）。所以，王羲之的方笔意识，是承传有序的，绝非后人摹刻时添加所成。
方折、圆劲、坚韧、清润，笔者以为是构成王书筋骨的基本内容。
书之筋骨之说，导源于人体之美。而人之气节禀性，高迈超脱，则谓风骨矣。王羲之所处时代，正是玄学、佛学兴盛之世。当时文人，不满时世纷乱，而力避社会，隐迹山林，寻欢作乐，以求超越人生之有限而达到无限——自由之境地。这种超然物外，追求潇洒放浪的精神意旨，同样被文人们表现在各自的艺术创作之中。
王羲之《兰亭集序》，从文学角度看便充满了对人世、命运的慨叹，书法艺术则不拘成法，点画随心所欲，结字率意多变。当然，文人骨子里的气节俱在。观王书手札，如《初月帖》、《频有哀祸帖》、《得示帖》等，皆落笔风雨，不拘一格，而点画俱佳。这种不经意而皆精心的创构，正是魏晋文人功力弥深，又向往自由、自然的心灵写照。
对照王羲之作品之中蕴含的文化与美学情愫，后人的亦步亦趋则多少有些粗浅与守成。文人自有追求雅的心态与目标，但并非只有温文才能成雅。文人本性更多属于艺术家，而非政治体制下唯命是尊的信士与工具。故如从温文尔雅的角度看王书手札的奇峻与跳掷则似不能对应，尽管王书的奇峻与跳掷之中不乏正气与规则。
拿赵孟頫手札与王书作比，雅似乎更多地站在了赵书一边。但王书的复杂、微妙与变化，赵书不能及，王书的自由、率真与超脱，赵书不能到，此雅所处的层次可以想见。其实，一定程度上，甜滑、平正、媚弱或可以看作是趋雅的某种基本形式。这非唯赵书如是，历代学王书中亦不少见。当然，刻板、教条者应予剔除。
王羲之将魏晋士人高贵而洒脱、中规而放意的风骨完整地表现在他的日常书写中，这是书法艺术自觉的极好证明。今人若不从其形式中蕴含的文化意识去考察与学习，而时刻拘泥于一点一画的规则与要求，则与王书的境界相去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