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失败的读书人，往往成为王朝的掘墓人科举|政治|历史|高考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他者的眼光” ，域外汉学研究很受关注。与史景迁等人一样，宫崎市定的历史写作通俗易懂，引起了一股译介热潮，中译本已有二三十部之多。《科举史》译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云超解释“宫崎热”兴起的原因时说，除了能把学术著作写得“火星人都能看懂” ，他的视野还非常宽广，尤其注意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范围，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当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宫崎市定写的不仅是一种考试制度，而是把科举制度放在官员选拔的角度来考察，对重新看待科举制很有启发。 ”他认为。

科举制度也是“考试地狱”
第一财经：宫崎市定看待中国科举制度的视角，与国内学者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马云超：科举制度在国内学界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知网中检索“科举” ，可以得到上千条结果。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五卷本《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国内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宫崎市定的这本《科举史》出版时间很早，然而，正是有赖于宫崎这一局外人的身份，才能够对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记述，对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有比较清晰的定位。
《科举史》中有不少宫崎本人的创见。比如关于科举制度创立的标志，传统观点认为是大业年间隋炀帝设立进士科。宫崎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创立之初，进士科在地位上远不及秀才科，而秀才科早在汉代就已存在，隋朝只是加以承袭而已。宫崎认为，九品官人法制度里的中正官停止职务的开皇三年，或是彻底废除的开皇十五年，可以作为科举制度成立的标志。不难看出，宫崎是把科举理解为取代九品官人法的官员选拔制度，九品官人法的终结意味着科举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换言之，宫崎市定并非就科举而论科举，而是把它放在官员选拔制度的历史演变这一线索上加以考察的。
如果更进一步深入，宫崎这一观点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理论支撑，那就是京都学派的中国历史分期论，这一理论将中国的东汉到唐后期的历史称为“中世” ，这一时代的特征是贵族制。尽管九品官人法的初衷是选拔人才，但在经历南北朝后早已成为维护贵族制度的工具，而九品官人法的废除、科举制的登场，正是为唐末五代贵族制度走向消亡、宋代以后进入近世的平民社会准备了条件。
第一财经：《科举史》中把科举考试比作“考试地狱” ，你怎么看这个提法？
马云超：“考试地狱”首先是指科举制度叠床架屋般的考试流程。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狭义上的科举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三部分。但是，参加乡试必须具备生员的身份，而获得这一身份就是必须通过童试，童试又分成县试、府试和院试，只有通过这三场考试才能具备参加科举的资格，也就是俗称的“秀才” 。不光如此，乡试之前还有科试，会试前后分别有举人覆试和会试覆试。即使是作为科举考试终点的殿试，其后还有相当于殿试覆试的朝考。设立如此繁琐的考试制度，初衷是确保科举的真实性和公平性，但对于考生而言无疑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另一方面， “考试地狱”还体现在科举的通过率很低，竞争十分激烈。考生想要金榜题名，不仅要通过程序繁琐的一次次考试，更要在千军万马之中脱颖而出。书中提到，唐朝就有“应试进士者百人，及第者一二”的说法；宋代应贡举的举人数量多达一万三千人，其中能够参加殿试的不到十分之一，落第者超过一万人。明清时期虽有“扩招” ，但出现考试和任官脱节的现象，大量进士被闲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多了，但官职数量不变。因此，每次科考都会产生大量的落榜者。由于古代科举考试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上升途径，如何安置数量庞大的落榜考生也是令朝廷头疼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