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协同和韧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二 )


【以协同和韧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关闭国家边界和保持社交距离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化盛行 。疫情还加快了数字化的使用和机器人对人类的取代过程 。印孚瑟斯的总裁、世界经济论坛委员会委员莫希特·乔希留意到很多这样的变化 。他说:“灵敏度、扩展性和自动化是当今工商新时代的关键词,拥有这些能力将是赢家” 。
此次疫情凸显出数字化和远程合作的优势,将使我们重新评估和塑造消费、供应、互动和生产的模式 。数字化和远程合作不是崭新的事物,现在正以分布式数字合作的形式,得到快速发展,并可以运用于远程全球生产中心 。
政府引入全民基本收入要素,可使人们即使在生产过程中被取代,其福利也不会受损,政府这样的干预无意中加快了数字化趋势 。这些中心可以规模不大且能够服务于本地化的需求 。同时,较小规模的地方经济与当地人的购买能力更相适应,因而他们对经济民主化持开放态度 。
更大规模的生产和地理的多元化,是构成韧性即抵抗力的要素 。乔西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各行各业应当努力提高韧性和反应速度 。为了提高韧性,我们要在供应链中逐步推广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以减少接触,消除感染风险,降低对现场工人的依赖 。在需要增加或减少生产的时候,更大规模的生产和地理的多元化还有助于应对需求的突然变化 。
韧性、灵敏度和应对突发变化的能力是所有战略的核心 。乔西总结说,各行各业需要搞清楚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强,哪些方面可以更加灵活 。
3.人工智能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分裂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将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我们正在目睹一场针对不确定性所作的反应 。早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这种不确定性就已经在“超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且程度越来越高 。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凯末尔·基里克、慕尼黑工业大学及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达莉亚·马林这两位德国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们指出,早期的全球化实践(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将生产转向低成本国家)在“铁幕”消失和中国入世后,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 。交通革命即集装箱的广泛使用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我们开始步入“超全球化”阶段,该阶段仅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止过 。在巅峰时期,全球价值链一度占到世界贸易增长的60% 。
经济学人智库报告指出,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取代人类的强大动力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 。报告认为,2011年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就已停滞,原因之一就是世界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 。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和2012年欧债危机期间,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升高了200% 。根据该报告,世界不确定性指数主要是指不确定性或变化的表现频率 。
2003年非典暴发期间,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增长了70% 。如果将世界不确定性指数与全球价值链数据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不确定性对富裕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巨大影响 。报告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增加300%,相应地,全球价值链活动也将减少35.5% 。
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制造业向富裕国家的回归 。取代离岸的是其相反过程——回岸 。新技术成本的下降正在彰显低廉工作的重要性 。这将增加生产在附加值中的份额,但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工人有利 。报告认为,特朗普和新冠病毒都加快了世界劳动分工的变化,但真正的诱因却是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
2014年,韩国和日本是机器人行业的领导者,每1000名工人中约有6个机器人,而德国有4个,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有2个,美国有1.5个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分裂(除非下一届美国政府专注于此),但短距离物质生产将会是一个优先选择 。该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的重大冲击,需要各国协同应对 。我们已经认识到需求,但还需要相互协调 。
(作者:伊日·帕劳贝克,该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协调供稿,王灵桂统筹,王文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