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城市如何用大数据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以纽约租房市场为例( 二 ) 租金|房租|缺口|住房|纽约州|疫情|弗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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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曼研究中心计算了纽约州不同的租户家庭在各种补助发放和不同经济复苏情况下的工资损失和租金缺口。研究使用67％失业保险申请成功率作为参照随机分配到样本收据中进行调整，同时为了减小偏差，取100次迭代计算数值的平均值作为结果。表中内容由作者翻译
但研究也指出，其他因素可能会减轻租金援助的总需求。首先是一些家庭在续签租约时可以与房东协商降低租金，因为在疫情后有一部分家庭选择搬离纽约，租房需求下降。根据CNBC 报道，曼哈顿五月租赁合同签署数量同比下降62% ，而高端公寓出租的价格下降了近20% 。但是在布鲁克林中国城附近，笔者也有听闻房东以疫情为由，认为房客不愿意冒险搬家，要求上涨租金的情况。
援助发放需注意结构性问题
弗曼研究中心就家庭组成和失业福利申领举了一系列例子，计算这些群体在疫情前后的房租成本负担，房租负担为家庭收入的百分比。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福利对不同家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家庭的房租负担甚至低于疫情之前。但是，很多家庭从八月起将会面临急剧上升的房租成本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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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失业，联邦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CARES）法案扩大了原有失业保险的申领资格。通常没有资格的家庭，例如零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或者由于公共卫生原因而无法前往工作场所的家庭，都可以获得失业救济。法案还延长了失业救济金的时间，在纽约，原本26周的时间限制被延长到了39周。
同时，在原本支付金额的基础上，政府为失业金申领者每周增加600美元的额外救济，但额外救济将于2020年7月31日到期。因此，随着疫情的持续和面临逐步减少的政府救济金数额，民间对于政府的租金援助的呼声愈加强烈。联邦政府也向具有联邦补助申领资格的人群一次性发放了最高每人1200美元的疫情经济刺激金。然而在疫情之前，这些家庭已然承受了不小的住房成本负担，这在纽约市尤为凸显。
弗曼研究中心通过对2018年美国统计局人口统计样本的分析发现，在纽约州，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租房家庭中有近四分之三的家庭承受严重住房成本负担，即家庭支付超过50%收入用于支付房租。收入在1.5万至3万美元之间的租户家庭有53％承受着严重住房成本负担，这一比例在收入3万至5万美元之间的租户家庭中为20% 。
在所有家庭中，纽约州约有46.3%的家庭是租客，其中，纽约市的比例更高，布朗克斯和曼哈顿的租房比例超过75% 。然而，布朗克斯区集中了许多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这些家庭在疫情爆发后如果面临失业，将无力承担房租，这对租房家庭本身造成很大的支付压力，也对房主造成巨大压力。
房主面临高昂的房地产税金、银行的贷款还有房屋本身的维护修缮费用。如果房主无力偿付房产税或是贷款，那么政府和银行也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据纽约时报6月29日的报道，纽约市政府因为疫情封锁影响，财政收入减少了90亿美元，面临财政危机。市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预算分配并适度裁员以避免赤字。
历年来，保障市民的住房稳定是纽约市政府关注的重点——从一方面来说，因为城市经济环环相扣，尤其在疫情之前，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就业和住房紧密相关。而对于纽约这个住房自有率非常低的城市，如果房客失业无力承担房租，那么房东就会失去重要经济来源。
从短期看，政府需要对急需帮助的房客进行租金补贴，从而避免资金链破裂的局面；而从长期来看，政府仍需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并且挖掘社区资源，利用政策和市场结合的模型以解决社区中的住房需求。长期政策包括在纽约市的综合规划OneNYC中，对于保障性住房，政府目标在2026年末创造或保有30万套可负担的保障性住房，并提升市内所有种类住房的供给数量。政府在规划中也指出了新建住房和就业协同发展、为弱势群体扩大与住房稳定相关的帮助，例如法律援助、经济援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