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珑文史|凭什么在城濮一战成名？他没忘外交战和情报战，心怀恐惧的晋文公( 二 )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前，楚成王积极拓展外交会盟，甚至将势力深入齐、鲁边境，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伺机兴兵北上。
楚国先与曹通好，与卫联姻；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 ，因齐、鲁争战，楚出兵援助鲁国，占领齐之谷邑，拥立公子雍以窥视齐国。
此时，鲁、陈、蔡、许、郑等国皆屈服于楚国！楚之与国众多，声势浩大。
同年，宋国叛楚归晋，楚派兵围宋；次年，楚国又率陈、蔡、郑、许之师共同围攻宋都，宋向晋告急，情势危急，终于爆发城濮之战。
此时，楚军气势吞山河，几乎可席卷天下。论兵力，论实力，这场战役，楚国占上风，楚成王也信心满满，尤其是楚国主帅子玉——他是楚国骁勇善战之将领——治军严格不在话下！
有关子玉的本领，咱们可以从城濮战局中窥知一二——楚军左、右二师皆被晋军击溃，楚中军亦遭到夹击，而此时，子玉还能收中军之卒，安然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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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剧照
由此看来，子玉深为晋文公所忌，不无道理。然而，他的性格骄狂浮躁，目中无人，在蒍地整军时苛刻无情，蒍贾曾批评他说：
“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可以入矣！”这与晋国将帅文武才德兼备相比较，就可知楚必败无疑。
《孙子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 ，这就说明君臣上下一心、默契十足的重要性。《孙子兵法》又云：“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 ”从一开始楚成王准备撤宋围时，就慎重地告诫子玉曰：“无从晋师！”而子玉却坚持发动战争。
事实上，子玉是为了泄私愤（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而把自己国家的命运当儿戏。楚国军中将士意见不一，此已影响士气矣！
反观晋国方面，却是君臣和谐，临事而惧，谋定而后动，全力应战。
由此可知，城濮之战晋得以胜楚，决不是侥幸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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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最好诠释《左传纪事本末》对晋文公有一番批评：
“比之召陵诚所谓谲而不正者耶……其臣狐偃、赵衰、先轸之属，亦无有知大体如管夷吾者！”上述“召陵之盟” ，发生于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 ，齐利用伐蔡之便顺道侵楚，齐桓公并非真心要与楚决战，也不敢撄其锋，更无法灭楚，只是虚张声势警告楚国罢了。
【玲珑文史|凭什么在城濮一战成名？他没忘外交战和情报战，心怀恐惧的晋文公】所以，当楚派屈完求和认错，齐便退兵，但楚焰仍盛，实力未伤。等齐桓公一死，楚国气焰高张，势力漫中原。
可见， “召陵之盟”按兵修礼，是迂腐谬论，从军事角度上看并不足取。
正所谓“兵不厌诈” ，晋文公对敌人事事谋之在先，狐偃、先轸在军事上运用权谋，以求战胜敌人，可见他们是通晓军情、有军事眼光的。若以此责备晋国君臣诡诈，实乃迂腐的论调。
事实上，城濮之战幸有狐偃、先轸的献计献策、施展谋略，晋文公不与楚妥协坚决一战，才得以战胜荆楚，挫楚进逼中原野心，所以城濮是晋国取威定霸之关键。
城濮之战晋胜楚败，从政治谋略与战争策略之配合，及外交与军事之协调步调来看，实属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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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君臣反应机智灵活，将帅团队合作无间。当宋向晋告急，先轸便提出“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之主张；狐偃进一步运用“喜赂怒顽”之计，使宋赂秦、齐，继而激怒楚国，逼迫秦、齐出面协调，要求楚释宋围，再引秦、齐参战，致楚陷于孤立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