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泼面）
他成了我线人后，要求我每次来找他，都得给带吃的——因为他只在零点后出现，还不吃快餐，所以我总得找凌晨营业的中餐厅给他打包吃的。
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簋街，离得近、凌晨也不打烊——作为一个经常黑白颠倒的夜行者，簋街是我的天堂，一条街全都是我最爱的麻小，从三十块一只的小龙虾到一百八一盆的，什么样都有，而且都能在半夜吃到。
但磊哥不吃辣，所以我一般会在东四北大街的北新桥卤煮老店里，给他买点卤煮和火烧。
像我这种夜行者，昼伏夜出，经常得找些凌晨开门的地方吃饭，这家北新桥卤煮老店，就是常去的一家。
北新桥，凌晨换口味的卤煮老店

（北新桥卤煮）
凌晨的北新桥卤煮，才是真正的北京卤煮。
这家北京开到最晚的卤煮店，每天从开门到凌晨三四点，都坐满了人。
但和挤满游客的白天不同，晚上坐在这的，都是北京本地的老饕。
我曾在凌晨四点的时候，跟这儿见过一个拎着鸟笼子的大爷——吃了这晚卤煮，就该去溜溜鸟了。

（到了凌晨，本地人仍然贪恋这口卤煮）
在一次凌晨三点的拼桌里，一个京腔比周庸重很多的大哥，和我聊起了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吃卤煮。
他说比起白天，店里的气氛和口味全不一样，晚上无论是满座的食客，还是灶上的师傅，对卤煮的要求都不一样——卤煮口味比起白天，会有很微妙的不同。
对于真正的北京老饕来说，凌晨一点以后的北新桥卤煮，才是真正的老味儿卤煮。肥肉多一些，大肠也更厚，稍重的口味，会唤醒因为熬夜而麻木的味觉。
和这家卤煮齐名的，是北四环太平桥下的卤煮脏摊，除了出租车司机和公交司机，一些明星和大鳄也时有出现，据说王健林也在那吃过两次，因为很多人写过这家，就不多说了。

（北太平桥下的卤煮）
凌晨的北京，卤煮也就这么两家，但烤串还是很好找的。
保利剧院，豪车云集的老李烤串我和周庸以前在工体喝酒后，总爱吃一家特别有名的烤串脏摊——近几天很火的保利俱乐部，就在这家脏摊的旁边。

（保利俱乐部最近出事了 ）
脏摊老板李哥，每个熟客都亲切的称他保利老李。
老李和保利俱乐部，有一部分共同顾客，你总能看见一些豪车超跑停在老李的脏摊旁边，不慌不忙的撸上几串，然后再慢悠悠开向保利俱乐部。
每次来这儿吃串，我都禁止周庸开M3，以防别人以为我们要去保利俱乐部。
不论是来保利俱乐部玩的有钱人，还是屁民、明星或高官，老李都一视同仁——烤什么就吃什么，站在路边吃，不许对老李有任何要求。

老李有时高兴，能给发根红梅，要是不高兴时，连根签子都不愿给。
范冰冰在老李那吃串的照片，能证明这一点。

（老李的烤串很招明星）
后来老李想要有个固定摊位，就搬家到左家庄北里，租了个小屋。
肉串和服务依旧是以前的套路——老板脾气大，肉小串而贵，但就是好吃。
我和周庸是熟客，他搬家后，我们特意去吃过一次——因为人不如保利多，所以串可以自己点了。

（老李的烤串）
现在左家庄的房子到期了，因为生意不好，老李不打算续租了，牌子都摘了——像我和周庸这样的，他都给发了语音。
低沉沙哑的告诉我们，过年打算歇两个月，年后再找地方开门。
老李不在工体出摊后，我和周庸失去了一个酒后吃串的好地方——好在我们迅速又找到了一个。
三里屯，老外最爱的杭州烧烤这是家串棚，从三里屯向南走，在幸福三村四巷的一条小路里。

（烧烤棚）
这家店是周庸发现的，他受邀参加一个在三里屯路附近的地库party，喝的有点多，出来透透气，在附近随便转转，就找到了这里。

（三里屯旁，经常开豪车party的地下车库）
串棚的老板是夫妻俩，杭州人，与他人合力经营这间塑料棚子，白天的时候，这个棚子卖小笼包和小面。
可一过十点，这就变成了全北京最受老外欢迎的烧烤店。

（白天小笼包，晚上小烧烤）
因为地处三里屯，在这吃串的外国人很多，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串棚远比大董和全聚德的北京烤鸭，更能代表北京。

（外国人很青睐中国烧烤 ）
周庸有个加拿大朋友，叫Daniel，就住在附近。
有次我们在这里一起吃串，他说并不觉得北京烤鸭多好吃，而且烤鸭实在是太贵了，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但这个肉串，真是又便宜又好吃！

（在他眼里，人均300的大董不如人均50的脏摊）
我们告诉他，这种地方的肉，质量不能保证，说不定是什么其他动物的肉。
Daniel撸了一口腰子：“Who cares。”
肉是否为好肉，我们无法判断，因为店主夫妇俩交流的时候，一直在用杭州方言，没法偷听是否有猫腻。

（杭州夫妇 ）
对于我和周庸来说，这儿最大的优点就是离喝酒的地方近，开的还晚。
所以，即便周庸每次都要狂擦盘子，我们在喝完酒的午夜，也会经常来这找口食。
如果没喝酒，只是单纯想吃串，我们会去北苑中街，北京青年城南门的老杨头烧烤。
北五环，开路虎卖烤串的老杨头老杨头烧烤是北五环的地标性脏摊，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本地的朋友就给我讲过，北五环有个开路虎出烧烤摊，每天早上自己去市场挑肉的老杨头。
每次去老杨头吃烧烤，都要排队拿号，通常是由老杨头的儿子来打开一副扑克牌，发给排队等候的食客，按照顺序就餐，经我和周庸手的扑克估计也能攒半副了。

（黑桃6，证明我不用等的太久）
老杨头出摊的时间神出鬼没，每天出摊与否，全凭心情决定。
最长的一次，消失了一个多月，然后忽然又再次出摊了——你只能通过他的朋友圈，判断他每天是否出摊。
周庸有次跟他搭话，问他不出摊时都干什么去了，老杨头脸很硬：“我朋友才能知道。”

（虽然加了老杨头的朋友圈，但并不算是朋友 ）
他在网上的不近人情，和现实里如出一辙——他会看自己在大众点评上的评论，然后给骂他的人回复。
现在老杨头有了自己的店，还开了分店，招牌的鸡关节和肉筋都不如脏摊时期好吃了，但仍是北京最好吃的烤串之一。

（老杨头烧烤）
同样变味的还有望京小腰，在九朝会的垃圾堆旁出摊时，每天干到深夜，小腰又辣又香，现在搬到店里后，完全没了当年的味道。

（当年的望京小腰）
除了脏摊，我们晚上工作时，也会吃一些正常的，看起来干净一点的馆子。
三源里，地图上没有的深夜日料比如隐藏在三源里小区的Suzumei日料，不熟悉的客人靠导航很难找到，尤其是在深夜。
这家店的老板是日本人，师承日本北新宿出名的日料师傅，老板娘是中印混血，他们的女儿偶尔也在店里帮忙。

（Suzumei正门）
这家店在北京的外国人圈里很有名——尤其是日本人，7月的一天，我和周庸凌晨两点在他家吃饭，一群日本人坐在隔壁桌，喝地瓜酒，喝着喝着就唱起了歌。

（在beijinger（国外北京人社区）上面的介绍）
我们当时刚跟完天通苑女孩失踪的案子，正满身疲惫，希望安静会，周庸就让他们小点声。
结果语言不通，差点打起来——他们以为我们在挑衅，高声的用日语质问我们，虽然听不懂，但看他们嚣张的表情就知道不是好话。
周庸：“徐哥，他们这是想玩热血高校啊，干不干他们？”
我说打，但先回车里取点东西，他们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时候老板娘看起了冲突，过来把我们劝开，还给我和周庸免了单。

（Suzumei的鸟烧）
我们没什么心情接着吃饭，决定回家睡觉，出了门，雾霾浓的把我们都呛了一口。
周庸咳嗽一声：“徐哥，比起这种居酒屋，我半夜还是想吃口脏摊的烤串。”
我说确实，半夜吃脏摊有种不能言喻的快感，但现在雾霾这么严重，赚钱的脏摊都开店了，不赚钱的很多都不干了，这么下去，全北京的脏摊都要消失了。

（在雾霾里看不清的北京脏摊）
周庸点头：“小时候城管执法不规范时，这些小摊也就推车跑跑，没有说不干的。现在执法规范了，反倒干不下去了，雾霾猛于城管啊。”
如果北京的脏摊逐渐消失，我最舍不得的，一定是西三环的黑哥煎饼——我在附近跟踪蹲点时，半夜出摊的黑哥煎饼，解决了多次我吃饭的问题。
西三环，昼伏夜出的黑哥煎饼摊黑哥煎饼味道奇好，却只在十二点后出摊，我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
而且他特别嘱咐我，不要在网上写出他出现的具体地址，不想成为受瞩目的人——他也不告诉我为什么，就说不可以。
黑哥煎饼的特点是个儿大，量足——咀嚼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有一些干果，让煎饼变得更加香。
我吃过唯一味道相近的煎饼，是西城区仁寿路口附近一白天出的摊儿，叫【白毛煎饼王】，味道跟黑哥特别相近，第一次吃时，还以为是黑哥的亲戚在白天替他出摊儿。

（黑哥不让拍照，只能拍张白毛煎饼王了）